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的早期形态

扬之水

“六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完成各项社会事务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在“六艺”中，“艺”“技”是没有区别的，这种将艺术与非艺术“混杂”并列的分类理论，是以实用功能为标准的类型划分，而非针对艺术本体的类型划分，更没有从审美角度论及“艺”的风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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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乐”活动的教学内容来看，其所包含的“诗”“舞”“乐”中，已出现较为具体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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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指的是诗歌的体裁种类，而赋、比、兴是指用于写作风、雅、颂三种诗歌的艺术手法，《诗经》的艺术形态已初具文体风格的意味。相较于“六艺”而言，“六诗”“六义”已经摆脱了艺术与非艺术的“混杂”问题，是专门针对诗歌、较为纯粹的“艺术”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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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时代局限，荀子未能挣脱政治道德框架的束缚，从非功利的视角来认识艺术的审美娱乐功能。但荀子能以精炼简洁的范畴语汇，从欣赏的角度对音乐自身的风格特点及类型进行区分概括，这在古代艺术风格类型史上尚属首次，对后世风格类型理论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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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相关的类型划分，还有基于时代治乱之“音”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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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赋”作为时代文学的代表盛极一时，内容上侧重“体物写志”，形式上侧重“铺采摛文”，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的溢美之词大肆铺陈，力求通过巨细宏微、细腻模拟的描绘，实现对世间万物的把握与囊括，涌现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赋家。然而，理论批评领域相关“赋”体类型区分，并未完全从文体自身出发进行审美观照，而是特别强调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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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相关“艺术”的理论批评，尚未出现专门意义上的风格类型理论探讨，更多的是从实用功利或道德教化着眼，但相关批评语汇、分类方法等却对后世艺术风格类型理论具有启示作用，应视为古代艺术风格类理论的“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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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人物品评对个性的崇尚，对美的发现，艺术创作实践取得高度成就，涌现出大量风格迥异的名家杰作，促使理论批评的重心逐渐从艺术外部“实用功能”转向艺术自身“审美价值”，表现出对“风格”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文论、诗论、书论、画论等批评领域相关“风格”的言论体例比比皆是，用以表达“风格”之意的概念也相当丰富，如“体”“体制”“体韵”“体法”“体格”“风格”“风”“风骨”“气”“气候”等，从多重角度对艺术自身的风格特点进行审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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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不仅认识到个性风格的独创价值，还围绕风格的成因、类型以及品评等相关问题作了探讨。就“风格类型”理论而言，既有体式风格类型的区分，也有风格类型的审美概括，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风格类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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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以“雅”“理”“实”“丽”对四类文体进行分类概括，简洁而凝练。就所用范畴语汇来看，除“丽”之外，其他三个范畴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风格”范畴，这种“混杂”并列，某种程度上是对前代相关“艺术”类型划分的延续，依然含有“实用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