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文化与岳阳精神

扬之水

说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的上下求索等，在岳阳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传承和弘扬，成为了岳阳文化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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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结合有二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屈原等人在洞庭湖与湘江流域传播楚文化，收集和提炼民俗文化，著就了《楚辞》等屈原文化与湘楚文化结合的颠峰名篇，因而成为了熊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二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许多神话与传说，几乎均发生在南方，皆系南方人口耳相传所致，因而成就了屈原对众多神话发出的《天问》，成为了岳阳人民上下求索的精神源泉；三是，自屈原悲壮自沉后，人们有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以及上下求索的人格魅力，官宦士人用各种方式歌颂他，老百姓用各种形式纪念他，官方定期祭拜他，一方面有力助推了岳阳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使源远流长的以龙舟文化为主线的民俗文化得以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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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波峰期是唐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岳阳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标志有唐朝开元年间中书令（宰相）张说贬于岳州，修建南楼（岳阳楼），聚集“迁客骚人”，登楼吟唱，大笔开胜游，诗成《岳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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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巨子无不入湘凭悼屈子，并留下不朽的诗文，无疑将岳阳文化提升到了高峻的品位。即岳阳文化有历史内涵，有文学内涵，有文化内涵，有精神内涵。同时亦反映这一时期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结合的最大文化特点是诗词歌赋鼎盛。文人骚客足迹踏遍湖南，诗词歌赋飘满洞庭。说明屈原的悲剧的生活，悲剧的死，和他忠贞不屈与贪污腐朽的执政者反抗到底的精神，感动了一切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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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屈原精神，是指通过大量文献以及千百年来人们口耳相传的屈原精神态。其态质包括爱国爱民精神，不断发现和求索精神，勇于担当精神，不入浊流，独清独醒精神，与民打成一片，同忧同乐的精神等等。这些，融入到岳阳，便成为了深入骨髓的岳阳精神的基本内核。毋庸讳言，岳阳精神的先驱与先烈是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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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精神的底色无疑是屈原文化态，即屈原文化的流变状态。是故，岳阳精神与岳阳文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岳阳精神是岳阳文化的内核，是岳阳人民千百年来逐渐形成和培育起来的群体意识，是对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神态的发展，也是岳阳悠久历史的积淀与文明的本质所在，是岳阳人民文化生活方式的结晶。岳阳精神是独具岳阳特质的智慧、境界、气质和品格，是岳阳的“精”、“气”、“神”。岳阳精神集中反映了岳阳人民的精神态，是推动岳阳发展与提升的灵魂。岳阳文化则凝聚着岳阳的自然、民生与社会进化，是岳阳精神的承继、延伸与展开，也是岳阳精神的文化演绎和具体承载。二者互为影响，互相促进，和谐发展。岳阳文化首先体现在如何将岳阳精神发扬光大，其次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的尊重。在文化厚重的岳阳社会生活中，人们关注民生，尊重自己，有品味；尊重他人，有道德；尊重自然，有永续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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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精神的理论基石，不是外来的，是熊楚抑或熊湘千百年沉积的精神态，具有南方楚国自身的特质。它不参与争鸣，经世致用，自成屈骚体系，名之曰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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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并经过历史检验的物质和精神信息态（即信息的运动状态）。其特点：第一，区域性；第二，群体共享性；第三，客观显性与主观隐性；第四，可演化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图式；第五，文化信息态与精神信息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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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北的忧文化，即忧道、忧世，以及范仲淹笔下的“先天下这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均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底色无疑是屈原所润。这种忧患意识使人们自感肩负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便内化为挺身而出、不屈不挠而奋斗的精神动力，外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并对传统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