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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文化与岳阳精神 屈原（前340-前278）系楚国晚期贵族、诗人。他生于湖北，死于湖南。二湖皆系楚国疆域。屈原为官时，独清独醒，秉笔直谏，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削官后，“哀民生之多艰”，云游楚域，“朝发轫者兮夕宿辰阳”；“入溆浦……狂顾南行，聊以娱心”，爱国之行，融入文学，亦成就了岳阳文化和精神的气质与气魄。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然屈原文化自成体系。有思想、有文学、有主张，并将爱国精神融入其中，具有典型的熊楚抑或熊湘特质，故人尊屈子。 一、屈原入湘后对岳阳文化的激活 梁启超说：中国文学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屈原被流放后，很长时间生活在湖南民间。他着力吸收湘楚文化营养。从屈原的著述看，可以坐证他在湘生活过的地方有：洞庭湖区域汨水流域、湘水流域、沅水流域以及南岳衡山。 屈原入湘后，爱楚之心不移，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潜心文学修炼，传播楚文化。其代表作《楚辞》，就是对湘楚民间文化的发现和总结。 《楚辞》作为文学作品，反映了南楚（大致位于今湖南、湖北、江西）先民的文化生活方式。例如，在《楚辞》中出现数以百计的“兮”字，就是楚地巫风歌舞中的文化表达方式，是当时南楚普遍使用的方言助词。《楚辞》尊循的是民间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从想象力中活跳出实感来，传达出众多的民俗风情与文化信息态，是湘楚传统民俗文化的“基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屈原文化对岳阳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 从文化更深的层次上讲，不难发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与后来形成的岳阳文化，在文化内涵和文化形态方面都存在差异。楚文化的内涵从文化形态上讲是浪漫主义的，有着历久弥新的熊楚基因；岳阳文化虽植根于楚文化的土壤中，但从文化形态上讲是现实主义的，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接近的地方在于岳阳文化的爱国情操、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经世致用等方面。然而，这些特性与以屈原流放为代表的楚文化亦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与差异也正好类似于生命科学的遗传与变异。 2. 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的结合 说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的上下求索等，在岳阳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传承和弘扬，成为了岳阳文化的重要特征。 屈原文学与文化的主要源地在湖南广大乡村，自然契合了熊湘的土壤和气候。在古代，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结合和演进，大体经结合，实质上说的是结合的过程。就是在数千年时间内，以《楚辞》为文化标志，依照民风民俗形成规范，发现、发明、发展，将文化转换成文学，致令民间口耳相传，树碑立庙，士人则以文学形式广为传颂。所以，屈原文化影响各类人群的过程，也是在岳阳安家落户，扎根于岳阳文化土壤的过程，也是满足岳阳人民文化基本需要的过程。 在岳阳文化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屈原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屈原传扬的楚辞文化、爱国思想、独清独醒、历了两个波峰期。 第一个波峰期是先秦至秦、汉、三国、南北朝时期。其标志是屈原、宋玉、唐勒等人，深入湘楚大地，与当时岳阳文化正涨到峰值及哲学勃兴相契合，促进了文学与湘北文化的平行发展。这是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结合的初潮。在此期间，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对洞庭湖作了浓墨渲染：“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耳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有西汉洛阳才子贾谊，去长沙赴任，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吊屈原赋》:“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贾谊出生时，屈原已自沉78年，应该他的上辈人都知道屈原事迹。所以，是赋最接近屈原信息，也最可采信。史圣司马迁，虽已离屈原去世170多年，但他“二十而游江淮……九嶷，浮于沅湘”；“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大量的实地走访，为撰写《史记•屈原列传》积累了大量素材，并赞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这一时期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结合有二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屈原等人在洞庭湖与湘江流域传播楚文化，收集和提炼民俗文化，著就了《楚辞》等屈原文化与湘楚文化结合的颠峰名篇，因而成为了熊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二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许多神话与传说，几乎均发生在南方，皆系南方人口耳相传所致，因而成就了屈原对众多神话发出的《天问》，成为了岳阳人民上下求索的精神源泉；三是，自屈原悲壮自沉后，人们有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以及上下求索的人格魅力，官宦士人用各种方式歌颂他，老百姓用各种形式纪念他，官方定期祭拜他，一方面有力助推了岳阳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使源远流长的以龙舟文化为主线的民俗文化得以继承与发扬。 第二个波峰期是唐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岳阳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标志有唐朝开元年间中书令（宰相）张说贬于岳州，修建南楼（岳阳楼），聚集“迁客骚人”，登楼吟唱，大笔开胜游，诗成《岳阳集》。 张说（667—730）被贬岳阳时的代表作是《岳州观竞渡》： 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 士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 鼓发南湖汊，标争西驿楼。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 “士尚三闾俗”，就是崇尚湘楚的民俗。此外，关于屈原与岳阳的赞歌就很多了。 例一，王维（701—761）《送杨少府贬郴州》诗曰： 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 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 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溢城。 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 例二，储光羲（707—760）《观竞渡》曰： 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习棹江流长，迎神雨雾开。 标随绿云动，船逆清波来。下怖鱼龙起，上惊凫雁回。 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 例三，刘长卿（？—约785）《送李侍御贬郴州》曰： 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几路三湘水，全家万里人。 听猿明月夜，看柳故年春。忆想汀洲畔，伤心向白蘋。 又诗《送从弟贬袁州》曰： 何事成迁客，思归不见乡。游吴经万里，吊屈向三湘。 水与荆巫接，山通鄢郢长。名嗟黄绶系，身是白眉郎。 独结南枝恨，应思北雁行。忧来沽楚酒，玄鬓莫凝霜。 例四，孟浩然（689—约740）诗一《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曰： 大江分九流，淼淼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至浔阳。 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 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也回翔。 诗二《经七里滩》曰： 予奉垂堂诫，千金非所轻。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 五岳追向子，三湘吊屈平。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 复闻严陵濑，乃在兹湍路。叠障数百里，沿洄非一趣。 彩翠相氛氲，别流乱奔注。钓矶平可坐，苔磴滑难步。 猿饮石下潭，鸟还日边树。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 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 诗三《晓入南山》曰： 瘴气晓氛氲，南山复水云。鲲飞今始见，鸟坠旧来闻。 地接长沙近，江从汨渚分。贾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 例五，李白（701—762）诗一《古风》曰： 殷後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高门。 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媭空婵媛。 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 诗二《行路难》曰：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诗三《赠崔秋浦》曰： 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地逐名贤好，风随惠花春。 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 诗四《赠汉阳辅录事》曰： 闻君罢官意，我抱汉川湄。借问久疏索，何如听讼时。 天清江月心，心静海鸥知。应念投沙客，空馀吊屈悲。 诗五《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曰： 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溟渤。 蹇予访前迹，独往造穷发。古人不可攀，去若浮云没。 愿言弄倒景，从此炼真骨。华顶窥绝溟，蓬壶望超忽。 不知青春度，但怪绿芳歇。空持钓鳌心，从此谢魏阙。 例六，杜甫（712—770）《天末怀李白》曰：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例七，韩愈（768—824）《湘中》曰： 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 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 例八，柳宗元（773—819）《汨罗遇风》曰：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例九，白居易（772—846）诗一《读史五首》曰： 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 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 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 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 诗二《竞渡》曰： 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 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 例十，杜牧（803—约852）《兰溪》曰： 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 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 余不一一。这些文学巨子无不入湘凭悼屈子，并留下不朽的诗文，无疑将岳阳文化提升到了高峻的品位。即岳阳文化有历史内涵，有文学内涵，有文化内涵，有精神内涵。同时亦反映这一时期屈原文化与岳阳文化结合的最大文化特点是诗词歌赋鼎盛。文人骚客足迹踏遍湖南，诗词歌赋飘满洞庭。说明屈原的悲剧的生活，悲剧的死，和他忠贞不屈与贪污腐朽的执政者反抗到底的精神，感动了一切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作家们”。 三、屈原精神对岳阳精神的影响 所谓屈原精神，是指通过大量文献以及千百年来人们口耳相传的屈原精神态。其态质包括爱国爱民精神，不断发现和求索精神，勇于担当精神，不入浊流，独清独醒精神，与民打成一片，同忧同乐的精神等等。这些，融入到岳阳，便成为了深入骨髓的岳阳精神的基本内核。毋庸讳言，岳阳精神的先驱与先烈是屈原。其“内美”与“修能”的精神态，与后来“内圣”与“外王”的精神态，便是方向一致的政治生活修养。因之，岳阳精神形成于屈子，发展于汉唐迁谪文学，成熟于两宋程朱理学。这三个阶段可以成为岳阳精神清晰的发展理路。 1.岳阳文化与岳阳精神的关系 1990年9月，中共岳阳市委将岳阳精神概括为“先忧后乐，团结求索”。这是对岳阳优秀文化精髓的概括和提炼。岳阳精神的底色无疑是屈原文化态，即屈原文化的流变状态。是故，岳阳精神与岳阳文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岳阳精神是岳阳文化的内核，是岳阳人民千百年来逐渐形成和培育起来的群体意识，是对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神态的发展，也是岳阳悠久历史的积淀与文明的本质所在，是岳阳人民文化生活方式的结晶。岳阳精神是独具岳阳特质的智慧、境界、气质和品格，是岳阳的“精”、“气”、“神”。岳阳精神集中反映了岳阳人民的精神态，是推动岳阳发展与提升的灵魂。岳阳文化则凝聚着岳阳的自然、民生与社会进化，是岳阳精神的承继、延伸与展开，也是岳阳精神的文化演绎和具体承载。二者互为影响，互相促进，和谐发展。岳阳文化首先体现在如何将岳阳精神发扬光大，其次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的尊重。在文化厚重的岳阳社会生活中，人们关注民生，尊重自己，有品味；尊重他人，有道德；尊重自然，有永续的生命。 2.屈原精神的理论基石 有学者认为，屈原精神的理论基石是儒学，也有学者认为是庄子之学，其实不然。虽然它们有相似之处，但相似绝非相同。例如担当，儒学注重有进有退，仁义道德，担当中有虚脱；庄子注重刚柔并济，担当中有消极。而屈原精神与岳阳精神中的担当，便是社会责任的勇气和霸气，勇往直前，挺身而出,不屈不挠，体现出较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所以，屈原精神的理论基石，不是外来的，是熊楚抑或熊湘千百年沉积的精神态，具有南方楚国自身的特质。它不参与争鸣，经世致用，自成屈骚体系，名之曰屈子。 3.岳阳是屈原精神的发生地 “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并经过历史检验的物质和精神信息态（即信息的运动状态）。其特点：第一，区域性；第二，群体共享性；第三，客观显性与主观隐性；第四，可演化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图式；第五，文化信息态与精神信息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和谐发展。”显然，岳阳文化系湖南区域之文化，其母体文化当系楚文化。这是因为，先秦时期，楚文化入湘的主要途径是楚国派遣、流放官员和灭国移民等形式，如楚人最为信奉巫鬼，蕴含着浓厚的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到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触碰撞，并经屈原等人通过自然界与特别的精神相激发，便产生出新的别样文化——先秦楚辞文学。 忧君忧国忧民，是动乱时代士大夫的思想情怀，然屈原尤甚。 第一，忧君。“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屈原被放逐后，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但屈原仍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所反映的这些，正是屈原对楚王的幻想，又是他忠君矢志不渝的真实消息。 第二，忧国。《九歌•国殇》是屈原在民族危亡年代所作，其爱国情怀可谓达到了极致。“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无不表达了屈原与楚国同休戚、共命运的爱国主义激情。 第三，忧民。屈原在《离骚》中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中国，屈原是第一个提出“民生”概念的人。他长期深入民间，与底层民众同甘共苦，体会到民众与贵族在生活上存在巨大反差，要改善民生，多么不容易呀！ 我们知道，湘北的忧文化，即忧道、忧世，以及范仲淹笔下的“先天下这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均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底色无疑是屈原所润。这种忧患意识使人们自感肩负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便内化为挺身而出、不屈不挠而奋斗的精神动力，外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并对传统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求索：岳阳精神的永恒动力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路程是那样的长，那样远，我已经立志，要百折不挠去寻找那理想中的人生之道。这是屈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由于这种求索精义，才有了岳阳精神的本质特征，才有了近现代文坛岳家军等文化群体。 5.独清独醒：岳阳精神的人格指向 屈原还有一种特别崇高的“独醒精神”。在汨罗屈子祠，有一个独醒亭，题字是著名作家茅盾的手迹。亭前树石碑一块，系明嘉靖时所撰的《重修独醒亭记》。这是因为，屈原流放汨罗期间，常在玉笥山下的渡船亭与渔民谈心，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渡船亭更名为“独醒亭”。这种独醒文化，在湘北，尤为光大。古代的滕子京、近代的左宗棠、魏源、抗日战争时期的湘北会战的英烈等等，无一不是独醒精神的杰出代表。岳阳怪人多，所谓“岳阳八怪”，好像评了好几届，说到底，就是他们的独清与独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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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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