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品格与诗意之关系 ——以“诗格”材料为中心

扬之水

唐代诗论以王昌龄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除针对性很强的几篇书序外，“诗格”关注的均是声病、对仗、句法等与新兴的近体诗密切相关的要素，而自王昌龄提出“意高则格高”并通过其“诗夫子”身份广为传播后，通过磨练“高”诗意最终实现诗歌“高”品格的创作思路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思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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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义项有两个：一，法式、标准、规格；二，品格、格调。将唐代“诗格”以王昌龄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其核心问题正好可与“格”字的两种义项分别对应：前期以探讨近体诗的规范、格式、标准等外在形式为主，后期以寻求诗歌整体品格、格调、境界等内在审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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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唐代最高诗美学范畴的“格”，其内涵经历了一个从语言形式到意义生成、从文本到超文本、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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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之前的诗学基本是配合着近体诗格律的定型展开，关注点是声病、对仗和简单的类别划分，元兢和崔融开始关注句病、句法，至陈子昂陡然祭出“风骨”大旗，对盛唐诗风貌的形成至关重要，所以无论当时还是后代的论家都对其推崇备至，但他与王昌龄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是针对一般诗歌时弊的被动反思，一个是对新体诗格式形成后发展方向的主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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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盛唐诗歌创作进行理论总结的便是王昌龄，代表性观点即“意高则格高”。必须强调的是，尽管这里已经暗示了“格”是“意”之上更为高级的审美范畴，但从通篇的内容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理论水平还处于讨论如何才能创作出好的“句势”与“诗意”的过渡阶段，“格”还没有成为直接的目标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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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学讨论的具体内容越来越广、越来越细，除了句势、文意外，逐渐包括句法、典故、炼字、诗境、动机、仿作、诗题、物象、体貌、诗人身份气质等诸多内在、外在要素，但如何通过这些要素实现诗的“高格”却是理论家们一致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也就成了中唐以后诗人们的终极创作理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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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其实就是一首诗所呈现的实质内容，这个内容范围广泛，可以是对物象的描摹（写物诗），可以是对事件的叙述（叙事诗），可以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抒情诗），可以是一个道理的阐发（说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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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理”本身的境界、格调加上与“景物”的融合程度才可以决定其“高下”，所以就内容而言，中唐以后人们眼中的好诗首先要具备的一个基本质素便是通俗所讲的“情景交融（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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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诗意与伦理道德关系以能“裨益风雅”为高格。陈子昂感于六朝之文风骨莫传、兴寄都绝，所以“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最早提出恢复“风骨”与“兴寄”传统的主张，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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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功利的“裨益”，其准则也正是关涉伦理道德的“风雅”，若将“裨益”设定在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得失范围内，这样的诗则难入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