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诗学思想的内在演变

扬之水

指出了盛唐诗歌“取情为景”、“景中藏情”、“情景事合成一片”的艺术特色，而《姜斋诗话》对情景问题的集中阐述与对盛唐诗歌的广泛征引，正说明了船山晚年对初、盛唐诗歌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可以说，船山中年过于推崇晋宋五古 ，以至于有“安得起六代人于地下，一拯唐人之衰也”的呼号，而晚年则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盛唐，回归了盛唐诗人创造的情景交融的诗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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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在总体上是推崇杜甫的，但对他的部分诗歌进行了激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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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情事的照实写录，磨损了诗歌的生动气韵，这是其诗的一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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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杜甫对时事的鞭辟人里的书写，开启了宋人弹射谩骂之风 ，成为了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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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了杜甫诗歌中装名理、摆忠孝的诗句，进而认为其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有所疵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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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山诗评里，另一个前后品评升降差异较大的是王昌龄。船山中年对王 昌龄颇有一些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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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王昌龄诗歌高亮亢爽、霸气逼人的一面，不如晋宋诗之静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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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认为《诗经》不废艳诗，因能“达其定情”，而王昌龄艳诗则能承其风貌，“艳极而有所止”、“婉娈中自矜风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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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早年对其诗歌亢爽霸气的批评，一方面是从对晋宋诗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前后七子复古模拟蹈袭盛唐诗歌而流入亢响危声的不满情绪之转移发泄。船山晚年心态趋于平和，早年的狭隘偏激有所收敛，故对王昌龄绝旬能够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他对杜甫、王昌龄诗歌的品评变化，也体现着向主流诗评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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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诗人的拘守死法、谋句琢字，遂使诗歌落入下乘，无药可救。可见船山对中晚唐诗歌的批判攻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晚唐诗人循蹈法度对诗歌元气的损毁斫丧。而他对初盛唐诗极力赞颂，也正因为初盛唐诗承六朝余绪而不讲起承转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