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的诗论取向及其意义

扬之水

王若虚的论述，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符合宋诗实际，但在揭示宋代诗歌形象向表意性、哲理性等智慧型诗歌形态转化的趋势方面，并未形成真理性的认识，也就无从肯定和概括出整个宋诗的独特美和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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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以才学为诗，若不转益多师，仅师法前人某一方面，向一个方向发展下去，就容易走向极端，流于生涩怪癖。所以学习古人，要学真髓，方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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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激烈批评黄庭坚的诗歌，与他推崇唐代李杜韩等大家的诗歌价值有关。他之所以推崇李杜韩，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几位诗人的诗歌做到了“哀乐之真，发乎情性”和“要皆出于自得”。对“哀乐之真，发乎情性”，他坚定地认为是“诗之正理”，而“要皆出于自得”，他则毫不含糊地称为“诗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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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核心概念是“妙”，它与黄庭坚诗歌的“奇”相对。“妙”在古代艺术中，屡见于典籍，总的来说是一种内在生气蓬勃、性情充盈，外在圆融玲珑的审美世界。而“奇”则与“新”相关，其间大多缺乏周流四虚的生机活泼结构，在外在形态上，也谈不上调纯语畅。所以，未必具备“妙”的审美元素。“正理”是一种和谐的审美状态，除了审美话语的形式和谐之外，它还与“诗无邪”的诗歌传统精神有直接的关系，是“中和”之美在近体诗歌上的美学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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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一是确定了名家的基本标准是辞达理顺；二是在辞达理顺的基础上确立了“诗之真理”的基本要求，即不论其创作体制和审美追求如何，关键是“要皆出于自得”。“自得”具有较为丰富的含义。首先是诗歌创造性的要求，以衣钵相传而缺少新意的诗歌活动，就不会是出于自得；其次，“自得”具有真实的情感，“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衣钵相传的文本，多数是技巧的传授和相互学习，人的情感是无法传授和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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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对黄诗的话语批评还建立在儒家“中和”或和谐的美学标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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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诗学反对诗歌话语诡谲太过，当不仅指话语本身的外在属性和词语的运用技巧，更是指诗歌话语诡谲所带来的审美缺陷，这一审美缺失使诗歌创作活动远离了“诗之真理”。这种远离在语言层面表现为对意义的疏离和难解；在话语结构层面表现出话语组合的无序性和难以显示话语生气；在诗歌话语与社会话语的区别上，有意识的追求含混和朦胧的审美风格。这一切，在王若虚看来，都是“反役其主”，违背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自得”的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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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文派存续时间几乎与金代相始终，一开始就极力摆脱前代文人的创作模式，开创质朴雄健的北国诗风，以其勇倔之气，体现北方民族的精神特质。后期诗歌在此基础上，更多汲取汉族审美文化中的风雅精神和敦厚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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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王若虚的诗论表现了末世忧患的民族责任意识，与改造颓废和没落的文化氛围，呼唤新的境界的出现有关，那么，他的诗学兼综风雅，拒斥黄庭坚诗歌，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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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人的生命方式已经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这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其诗歌情感强度不如唐诗，但思想深度超出唐人；不追求高华壮丽，而以平淡之美为艺术至境。随之而来的是，审美态度也世俗化、现实化了。对于唐诗，宋人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但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唐诗逼迫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在诗歌活动方面别开新面，他们从模仿唐诗到树立起开创一代诗风的信心，都是以唐诗作为重要的参照，在唐诗的基础上，向纵深之处发掘；从唐诗对盖世英雄和绝俗高士生活的再现走向对普通人生活的表现；从唐诗的浪漫精神和奇情壮采走向平易近人的诗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