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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中山人 于 2017-3-31 21:25 编辑
“第二则”评：诗词之别及词的起源
第二则【原文】
词之关键，首在有别于诗固已。但有名则为词，而考其体段，按其声律，则又俨然一诗，欲觅相去之垠而不得者。如《生查子》前后二段，与两首五言绝句何异。《竹枝》第二体、《柳枝》第一体、《小秦王》、《清平调》、《八拍蛮》、《阿那曲》，与一首七言绝句何异。《玉楼春》、《采莲子》，与两首七言绝句何异。《字字双》亦与七言绝同，只有每句叠一字之别。《瑞鹧鸪》即七言律，《鹧鸪天》亦即七言律，惟减第五句之一字。凡作此等词，更难下笔，肖诗既不可，欲不肖诗又不能，则将何自而可？曰：不难，有摹腔炼吻之法在。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 如畏摹腔炼吻之法难，请从字句入手。（方绍村评：大慈悲壑。）取曲中常用之字、习见之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又不数见于诗者，入于诸调之中，则是俨然一词，而非诗矣。是词皆然，不独以上诸调。人问：以上诸调明明是诗，必欲强命为词者何故？予曰：此中根据，未尝深考，然以意逆之，当有不出范围者。昔日诗变为词，定由此数调始。取诗之协律便歌者，被诸管弦，得此数首，因其可词而词之，则今日之词名，仍是昔日之诗题耳。（何省斋评：旗亭画壁诸公，当能会心此论。）
【评】
这一则专论词与诗的区别，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给它的小标题是：“词与诗有别”。
李渔说：“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如畏摹腔练吻之法难，请从字句入手。取曲中常用之字，习见之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又不数见于诗者，入于诸调之中，则是俨然一词，而非诗也。”这里从“腔调”上指出填词怎样才能有别于作诗和制曲的“窍门”，而且又非常具体地教人如何从字句入手——取曲中常用之字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者入于诸调之中，则是词而非诗矣。
譬如李渔自己的那首《玉楼春·春眠》就是以“去其甚俗，而存其稍雅”者入词：“生来见事烦生恼，坐不相宜眠正好。怕识天明不养鸡，谁知又被莺啼晓。 由人勤俭由人早，懒我百年犹嫌少。蒙头不喜看青天，天愈年少人愈老。”这里的“怕识天明不养鸡，谁知又被莺啼晓。 由人勤俭由人早，懒我百年犹嫌少”等等用语，既不像诗那么雅，也不似曲那么俗。不过，填词是一种艺术创造，光靠讲究段落、字句之“技巧”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譬如上面所举李渔《春眠》词，写得很有趣，但是并无深意，游戏文字而已。要写出真正好作品，应如古人所云“功夫在诗外”，而不止于文字技巧。凡艺术创造，皆然。
除了此则将诗词对照见其差别之外，李渔还在第十四则从体裁之段落句式结构上谈到诗词之别：“盖词之段落，与诗不同。诗之结句有定体，如五七言律诗，中四句对，末二句收，读到此处，谁不知其是尾？词则长短无定格，单双无定体，有望其歇而不歇，不知其歇而竟歇者，故较诗体为难。”
关于诗词之别，李渔之前也有不少论述。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批评“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魏庆之词话》“东坡”条引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反驳道：“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并例举苏东坡“大江东去”等佳作，说：“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迳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也。”不管陈师道还是《魏庆之词话》，虽然对苏词意见相反，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诗与词应有区别，不能以诗为词。
稍后，沈义父《乐府指迷》“论作词之法”条从另外的角度谈到诗、词的区别：“……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主张作词“下字欲其雅”，李渔则强调在“雅俗之间”，好像意见不同；但其余几点，似无“你死我活”的矛盾。沈义父在《乐府指迷》“咏花卉及赋情”条又云：“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然多流淫艳之语，当自斟酌。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所以为难。又有直为情赋曲者，尤宜宛转回互可也。”这里是从“词是艳体”的角度谈诗词之别，而“艳”与“俗”常常相联系，这或许对几百年后的李渔有所启发；然而李渔更强调诗、词、曲的比较，然后把词定位于“雅俗之间”，并没有过多强调词之“艳”。
此外元代陆辅之《词旨》（上）把词定位于“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应该是李渔所本。
稍后于李渔的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也谈到词与诗的关系，但他是从褒诗而抑词的立场出发的：“词中佳语，多从诗出”，“词本诗而劣于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与王士祯差不多同时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古诗变而为近体，而五七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不得不变为词。当开元盛时，王之涣等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齐鑣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要论矣。”汪森的意见明显不同于王士祯。
在这一则中李渔还说：“昔日诗变为词，定由此数调始。”主张词由诗“变”来。
关于词的起源，李渔之前许多人探讨过，今摘其著名者，例举之。
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第一“歌曲所起”条云：“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古诗或名曰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音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歌词之变”条又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王灼认为词最早的源头是古歌：由古歌变为古乐府，再变，即是为曲子（词）。
宋代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二“唐初无长短句”条说：“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阙，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而已。”胡仔的观点不同于王灼《碧鸡漫志》，认为唐中叶以后至五代，才产生了词。李渔也提到《瑞鹧鸪》和《小秦王》，是否受苕溪渔隐影响？
宋代张侃《拙轩词话》“倚声起源”条，在引述了陆放翁“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和周文忠“乐府起于汉魏”的主张之后，提出：“以予考之，乃赓载歌，薰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他把词（“倚声”）的源头更往前推。这种说法太玄。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词哪有那么古老？
宋代张炎《词源》（下）开头便云：“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他主张词（长短句）产生于隋唐，盛于宋。张炎在《词源》（下）“虚字”条又曰：“词与诗不同，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这里似乎认为，诗为了便于歌唱，加虚字而成词。词是否真如张炎所说——诗为了便于歌唱加虚字而成，还须研究，可备一说而已。
明代陈霆《渚山堂词话》自序中说：“始余著词话，谓南词起于唐，盖本诸玉林之说。至其以李白《菩萨蛮》为百代词曲祖，以今考之，殆非也。隋炀帝筑西苑，凿五湖，上环十六院。帝尝泛舟湖中，作《望江南》等阕，令宫人倚声为棹歌。《望江南》列今乐府。以是又疑南词起于隋。然亦非也。北齐兰陵王长恭及周战而胜，于军中作《兰陵王》曲歌之。今乐府《兰陵王》是也。然则南词始于南北朝，转入隋而著，至唐宋昉制耳。”陈霆最后的结论是词“始于”南北朝，“著”于隋，“昉制”于唐宋。
明代王世贞《艺苑巵言》则认为隋炀帝《望江南》为词祖。
李渔之后也有许多人探讨过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的观点大体不出上述范围，或为上述某种意见之变种，似无更多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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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3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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