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与“古道”——汉武帝的礼乐兴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扬之水

最初武帝显然更亲近主张“法古制礼”的儒家“鲁学”一系，他本人的儒学修养本多源于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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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好面临“日以仆灭”的中衰之厄。这便是武帝作为“守文之君”，仰观天道、察见前史所不得不承当起的巨大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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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历史常态，当时的统治者倾向于将“现实”作为难以移易的实体接受下来，一如老学所倡“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而非积极创变，强有力地改造现实。当所有的人文制作都可能被诋为“妄作”时，“法古制礼”自然也会在黄老政治当路的时代遭到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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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以其义理融贯、斐然成章的答问，帮助汉武帝整饬虚无的历史观与涣弛的心理状态，完成了一次“精神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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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新梳理“天”“道”关系的真正目的，实在于将人从自然之道与宇宙常则中解放出来，重振儒家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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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的核心便在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语，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进程固然系于“天命”，但由于天人感应的存在，“天命”的归属又取决于人能否“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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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新天道观”屡陈“天心”，实则大大彰显了“人”的意义，其真实用意便是高扬儒家所推崇的人文精神，以对抗自然史观带来的虚无感。这种见解帮助汉武帝从“常道”中挣脱而出，逐步开启了汉帝国的有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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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仲舒“改制”“作乐”分前后两步，“改制”乃振衰起敝的变救之策，非治定之后的礼乐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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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此“改制作乐”是一套致太平的完整方案，首先通过变更制度修复民众的自然性情，而后制礼作乐以文之，犹如医者先治急症再巩固疗效一般。但从后来汉武帝的礼乐实践来看，他先于元鼎、元封间大规模制作礼乐，而后于太初间改制，整个过程不但颠倒了董仲舒规划的次第，且尚文而不尚质，显然并未领会或刻意错解了仲舒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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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有一极重要的中介“圣人”，且作为公羊家，他口中的“圣人”主要指为汉制法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