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史诗

扬之水

《离骚》本身并不支持传记式的读法；它关于历史意义上的屈原毫无片语谈及。对它进行传记式(或自传式)阅读完全依赖于从多种其他文献中收集的外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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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则完全是在帝制国家的情形中来想象屈原形象的，而这正是司马氏自己的情形：面对唯一的国君，除了死亡之外别无他途可遁。司马迁在其屈原想象中所投射的，是一位帝国时期士大夫的困境和声音：这一声音在帝国以前并未出现，但在汉代“文化记忆”中具有了显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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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篇合成文本最终将这些彼此分别的素材库以独立诗篇的形式整合在一起，也正是因此，该诗显示出声音、视角和词汇上的内在多样性，也表现出断裂、重复和突兀的不连续性：这首诗即是《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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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到文本的断裂和重复时，学者们依然将《离骚》解读为单一作者的单一诗作，其中包含着单一的声音和单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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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中的某些章节，由于文本本身完全缺乏语境，实际上是无法被理解的，这一脱落的语境必然曾经存在于某种更早的版本中，或是曾被情境化地提供，也就是说，这种语境是外在于《离骚》文本的。尽管篇幅较长，《离骚》并非一篇自足自洽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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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大量其他的文本细节可以阐明《离骚》的合成性、重复性和非线性特质。这是一件包罗着源自《楚辞》选集其他部分不同话语的不同元素的繁复拼缀之物。在汉代的某个时期，这些不同话语被分别归置于相对连贯而自洽的若干文本系列之中，而《离骚》的多义性和其声音的多元性则源自这些话语在一个单独文本中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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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哀叹之情的篇章里大部分为“余”，在含有命令式权威语气的篇章里大部分为“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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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的屈原所应和的是寿春一带乡愁式的关于楚国的构想；刘向的屈原则应和了帝国时期的士大夫身份认同，以及一种新的古典主义，此间，作为遭厄作者和皇室辅臣的屈原被赋予了一席之地，但不再有更多空间留给看似光怪陆离的楚国宗教、神话和情欲想象。基于“屈原史诗”的“文化记忆”已经变化，以迎合一个新的时代。

张庆东字恕鸣

谨祝老师文祺，天天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