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之诗论——学者之诗论

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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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宋氏论文主“道”，故论诗亦主“义”，此与唐代韩愈之论文主“道”，白居易之论诗主“义”正是相同。盖由复古的思想推到极端，论诗论文自会有此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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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宋氏根本理论，即在先承认诗文之一原。诗文一原，则诗论与文论相通，可以主张复古，可以主张宗经，可以明道，可以适用，而与一般诗人的见解，遂绝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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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宋氏诗论是受当时杨铁崖所倡导的“铁崖体”之反动。他因反对“铁崖体”，所以不主张扬沙走石的作风，不主张牛鬼蛇神的技俩，不主张轻儇浅躁的字面。于是觉得欲救其弊，惟有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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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宋濂之诗论言之，毕竟偏重在后者而不重在前者。前者——审诸家之音节体制，其师古可以唐为宗主；明初诗人与七子之理论即如此。后者——本儒家传统的理论，其师古应以三百篇为宗主，宋方二氏之理论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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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发乎情而止乎情者，如宫体之类是；有发乎礼义而止乎礼义者，如格言诗之类是。这些都不是诗之正，只有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才合诗的标准。然而何以有些诗发乎情者不一定止乎礼义？于是在发的方面便有了问题。宋氏以为性情有正有不正，诗之为用即所以养其性情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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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诗之止乎礼义，先须在发乎情的方面注意，于是宋氏主张养气而方氏又重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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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层，欲求诗之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更须有止乎礼义的环境。有止乎礼义的环境，于是所发之情自然能衷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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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论之由师古而转为师心，陈白沙便是中间重要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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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有道为言，虽似偏于道的方面，然以气象言诗，便不纯是道学的见地。形容有道者之气象，形容物各付物之气象，即邵康节所谓“诗写心造化”与“以物观物”之意。道学与诗惟有在此种见地上可以联贯起来。一方面是从容自在、不以物累情，一方面又是悠然自得，不是浮光掠影。做人到此，人品自高，做诗到此，诗品亦绝。因此，他的诗也有陶、韦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