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诗学旨义与成弘之际文学指向的转换

扬之水

基于明初以来“崇儒重道”的文化背景，文以负载更多的政治功能而被高度显扬了它的实用价值，人们在对文的实用价值的追求中相应抬高了它的地位。

扬之水

自永乐年间以来，由馆阁文士主导而浸淫文坛的台阁文风，为配合官方“崇儒重道”的文化方略，对于文章的价值意义也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尤其是极力主张宗经明道以求经世实用。

扬之水

就对文章价值意义的认知来看，李东阳并未能完全超越一般馆阁文士秉持的理念，而更多从经世实用的立场来看待文章的功能和作用。

扬之水

虽然李东阳对于文章的功能和作用的阐述，带有明显经世实用的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待诗与文在文体价值取向上偏执于文的一端。

扬之水

体察其意义所向，一是针对专尚经术而轻视诗道的时下风气，凸显诗歌本身在体式规制上的特殊性，并从源头上将它从与诸经的同一类属中分离出来，赋予诗以有别于诸经的自主性，这同时也为受到“谈经讲道”士习影响而沉沦的诗道重新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二是明初以来趋于程式化的科举时文，成为热衷于功名仕途的文人士子所重点摹习的对象，这一为官方规范的特殊文体在展现其影响文人士子文章书写风格的强势性的同时，对于古文与诗歌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

扬之水

三是当文被强化政治功能而赋予更多经世实用价值并占据文体重要位置之际，诗文异体论的提出，不但有意在抬高诗歌的创作地位，而且客观上为诗与文的价值所向划出了不同的界线，这同时意味着诗歌因其体式规制的特殊性，可以不受文章价值向度的主导，拥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审美空间。

扬之水

如果说“兼比兴”和“协音律”论侧重于申明诗歌的表现艺术，那么“言志厉俗”论则旨在主张诗歌的表现功能。

扬之水

尽管以汉儒为代表的解说《诗经》比兴之法的诠释系统过多比附于“政教善恶”，未必符合原诗的创作用意，但其同时触及了诗歌“比方于物”、“托事于物”的表现艺术，对后世探讨诗艺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扬之水

从理论上来说，钟嵘的主张无所偏倚，兼顾诗歌不同的艺术环节而力加谐和，但是相对于赋而言，比兴则成为后世诗家或论家更集中强调的议题。这其中或主要从“风雅”、“美刺”的角度，

扬之水

着意于诗歌艺术本身，强调作为“托物寓情”的手法，比兴对于维系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之蕴藉传达而非“正言直述”的表现艺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在根本上则取决于诗歌“贵情思而轻事实”的文体性质。正鉴于强调运用比兴以营造“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李东阳同时提出意贵“远”、“淡”而忌“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