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诗学旨义与成弘之际文学指向的转换

扬之水

出于对诗歌创作的爱好和专注，同时也基于诗歌价值地位在重经时风中跌落而激发的某种危机和救赎意识，李东阳在诗歌创作圈内表现活跃，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生平和同道在不同场合多有联句倡和的活动，这可说是其“耽诗”的具体表现之一，显出他对诗歌异常的投入，并对唱和风气的形成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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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句唱和作为文人士大夫一种传统的文学消费方式由来已久，但受明初以来“崇儒重道”文化氛围的浸染，对待这样的活动，文人圈的态度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尤其对于身为上层文臣而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及代言者的那些馆阁文士来说，特殊的身份和职能担当，更使他们趋从某种保守性，尤其是受制于实用意识，相对于明道治经，诗则甚或被视为“无益之词”，作诗也变成了一种“馀事”。以至对于联句唱和这类活动，他们也时或有所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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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主倡的联句唱和之举，牵涉的人员众杂，声势较盛，成为成、弘之际文人酬唱活跃的某种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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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道在专尚经术风气中的相对沦落，显然令李东阳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变化格局的严峻性，疑虑之心终究难以泯却，作为一位对诗歌倾注了极大热情的执着的爱好者，这种现象不能不唤起他无法漠然以待的维护意识，无论是罗致门客并以“诗文引后进”，抑或是结集同志参与联句唱和，都显示其不循时俗的特异姿态，而它在文人圈内所发生的某种感召力，同样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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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质疑“专尚经术，悉罢词赋”带来的后果，表达了李东阳对于诗道沦落的深切关注，而他奖掖文学后进及与诸多同志联句唱和，又体现出其勉力振兴此道的某种热情，那么进而对诗歌体式规制的辨正，则应该看作是他重视诗歌的一种理论上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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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李东阳的诗文异体说，其立论的重要出发点，乃建立在将诗与诸经从体式规制的层面加以区分之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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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体”的渊源上和其他经典自相区别，二者之间不能混为一谈。应该看到，对于诗之所本的经典意义，特别为那些崇尚经典者所主张，其根本的目的在于突出诗歌创作统绪上的典范作用和传承价值，支撑这一理念的正是他们倾向于突出儒学经典在价值序列中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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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以诗之所本“肇于经”为尚，显然在于彰扬诗歌皈依经典的重要性。当然，李东阳提出《诗经》与诸经异体，并不意味着要全然消解它在价值序列中的经典地位，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一说法，多少从源头上淡化了诗歌与诸经的同一性，也即突出了诗在体式规制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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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建立以来，在“崇儒重道”治政方略施行中激发起来的专尚经术的学风，造成文人士人趣味所向和知识结构的相应变化，同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尤其是经术的实用意义被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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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诗特别在那些专尚经术者眼里因被视为缺乏经世实用价值的“无益之词”而遭冷遇，在重经风气的包裹下缩减了生存的空间，甚至被当作“多出于文字之绪余”的无关紧要的另类文体。另一方面，文与诗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强势文体，它的生存空间被加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