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之“诗坏于苏、黄”与用事诗论

扬之水

其次，适度用事对于读者也颇有意义。文学话语是诗家语，是陌生化、变形的话语。用事的好处，能增加文学性，增加诗歌品鉴的难度，突破读者的期待视野，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新的审美体验。巧妙用事可以让诗歌更加具备文化内涵，可以将复杂的文学典故、历史典故、神话典故巧妙融入诗歌，从而让诗歌更具有文化气息、更具美感，丰富作品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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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用事的推崇，可以促使诗人更加用心于文学、文化典籍的学习，从而提高文人素养，间接推动诗歌的创作。用事 有“用意”与 “用语”之分。可以夺胎换骨曰用意，可以点铁成金曰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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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过度用事会使诗歌流于形式，失去情感的真挚与语言的流畅，破坏诗歌的意味。宋人作诗好于用事，以学问为诗，使诗歌创作走向歧路，失去了诗歌吟咏性情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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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苏轼、黄庭坚发展了唐代以来的中国诗歌，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又破坏了唐代诗歌的古风和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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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对诗歌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使诗歌流于形式化。苏 、黄之后的江西诗派不仅继承了“苏 、黄用事”并且还提出了“以学问诗、议论为诗”的诗学主张，形式化的创作几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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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因过度用事，诗歌也变得诘诎聱牙、晦涩难懂，不仅使阅读变得艰难，更破坏了诗歌的接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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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戒提出“诗坏于苏、黄”，驳斥用事，这一诗论影响到后世批判宋诗的诗学观念，直接地影响推动了《沧浪诗话》的诗学观念的形成，影响金代、明朝等后世反宋诗的诗学，也与后代 “诗必盛唐”，尤其与明代复古诗学观念相辉映。后世的 “诗必盛唐”的复古观念可以说吸收了张戒反苏、黄用事写诗的诗论主张进而放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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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这两人的诗论院野张氏则重在情志而不废韵味，就诗之内容与意境而并言之也；沧浪则重在韵味而兼及格调，专就诗之艺术与意境而论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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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学者在反思这种学习的弊端时，自觉不自觉地沿用或暗合了张戒、严羽等人对苏、黄用事批评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