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之“诗坏于苏、黄”与用事诗论

扬之水

《岁寒堂诗话》之“诗坏于苏、黄”与用事诗论

    [摘要] 张戒 《岁寒堂诗话》提 出 “诗坏于苏、黄”这一诗论，这一诗论涉及用事理论，这里梳理了“用事”的渊源，并探究其意义及弊端，认为“诗坏于苏、黄”诗论对后世诗学有重要的影响，如影响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影响金代中后期诗坛宋诗批评诗论，也影响中国后世诗学特别是明代诗坛对宋诗的批评。

     [关键词]  诗话；诗学；苏黄；用事

    张戒 《岁寒堂诗话》作为南宋重要的诗论之作，对宋代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评价，其中对苏、黄诗歌，江西诗派的批评犹为严厉。《岁寒堂诗话》云院“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张戒明白地点出“诗坏于苏、黄”，主要是因为使后人只知用事押韵为诗。那么这一诗论是怎样形成、有何影响。

    张戒意在抨击苏黄2 人，认为他们破坏了传统的诗歌创作方式。张戒力推“曹、刘、李、杜”，批驳“苏、黄习气”。然而“苏、黄习气”具体何指？张戒在《岁寒堂诗话》有云院“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所谓“苏、黄习气”指的是苏轼、黄庭坚2 人作诗时形成的独特风气一 诗歌“志之所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内容反而遭到了用事、押韵之类修辞的打压。我们将对“苏、黄习气”和“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试作分析。

   二、用事之渊源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张戒这里批评苏黄之诗，背后涉及诗歌创作方法、审美原则、创作风格等尊唐还是宗宋的问题。这也是宋代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意在指出用事是作诗的一大方法；所谓“坏于苏黄”，在很大程度上其内涵指向用事问题。

    探讨用事诗论，必须了解用事的内涵、源流。用事也就是用典，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为用典。用事可以丰富而含蓄地表达有关的内容和思想。典故通常分为3 类 ，分别是文学典故、历史典故和神话典故。用事，不仅在宋代广为流行，也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手法。宋代诗话家通过对某些诗人诗作里用典情况的分析评论，对诗歌用事的原则、方式、内涵及审美效果等都有所阐述，并且对诗歌用典在理论上进行了说明与规范。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宋代诗话中的用事论及其内涵作了统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宋代诗话的用事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探求用事之原则与要求；其二是考察用事之内涵、方式、审美效果。

    胡建次梳理了用事的诗论脉络，提到人们评论诗歌的用事，可追溯到魏晋时期。钟嵘《诗品序》曾言院“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主要例举“古今胜语”，分析它们“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又批评“大明（457-464年)、泰始（465-471年）中，文章殆同书钞”。可见他对诗歌用事持批评态度。一直到唐代，依然有许多人把用事视为作诗之末事。王昌龄曾在《诗格》中提到“诗有五用例”，并提出：“用字一，用事不如用字也遥冶用事未被列入“五用，，当中，这表明他认为用事这一表现形式的层次是低于用字的。但唐人又把用事列入了作诗的“格法”里。齐己《风骚旨格》言院野一曰上格用意。二曰中格用气。三曰下格用事。”他在重意的同时也把“用事”列为诗之一“格”。这一理论延续到宋代，随着用事在诗歌创作中的广泛盛行，大家的观念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放弃了对作诗用事的批判，转向探求诗歌用事的原则、内涵等。苏轼率先从诗文的革新为起点对作诗用事明确了规则要求。《东坡诗话》言院野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苏轼对作诗用事阐明了两个要求：其一是以故为新；其二是化俗为雅。苏轼的言论表明了革新精神和审美情趣。这也打开了宋人对作诗用事原则、要求论评的通道。

    对创作诗歌用事技巧的探讨其实早在唐代就开始了，这也成为宋代继续探讨的先导。白居易曾在《文苑诗格》提到院野若古文用事，又伤浮艳；不用事，又不精华。用古事似今事，为上格也。”他认为“古事”经过历史的洗涤，更富表现力，因此 用 “今事”不 及 于 用 “古事”。保 暹 《处囊诀》提出诗有四合题格院野一曰放意远；二曰得句新；三曰语常用事密；四曰莫与古人用事同。”其中保暹的“莫与古人用事同”成为后人用事的重要原则，同时也为后世灵活用典提供了方法指导。

    此外，还有一些诗话家对用事的方法和“意用事”展开了探讨。如黄庭坚《黄山谷诗话》言院野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黄庭坚的“换骨”“夺胎”之法是建立在创作主体工力与诗意表达的趋近受限的情况之下而提出来的。他界定这两种方法院其一是承他人之意而用之；其二是仿他人之意而为之。于是这便形成了两种用意的方法。黄庭坚高度肯定用事价值。

    他在 《黄山谷诗话》中说院野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指出用事在诗歌艺术表现上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古人早已开始研讨用事诗学的渊源。有人认为用事作诗这一方法历史久远，始自唐代杜甫。“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据此，可见用事诗论的形成有着丰厚的诗学积淀。用事诗论有其曼妙之处，也不乏弊端。

   三、用事之于诗

    用事作为一种作诗、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法，有其积极的价值，也有其不足。

    (一） 用事之妙

    首先，适度用事可以增加诗歌韵味，使诗歌更加具有蕴藉之语言美，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许多诗话家参与了探讨，正如前文提及的黄庭坚《黄山谷诗话》言院野古之文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其次，适度用事对于读者也颇有意义。文学话语是诗家语，是陌生化、变形的话语。用事的好处，能增加文学性，增加诗歌品鉴的难度，突破读者的期待视野，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新的审美体验。巧妙用事可以让诗歌更加具备文化内涵，可以将复杂的文学典故、历史典故、神话典故巧妙融入诗歌，从而让诗歌更具有文化气息、更具美感，丰富作品的意蕴。如苏轼《海棠花》“唯恐夜深花睡前，故烧高烛照红妆”，将贵妃醉酒的典故引入，美人如花，花似美人，以杨贵妃醉卧花丛的香艳比喻花之美，整首作品有一种香浓、旖旎之美。读者透过这样的作品，在品鉴诗歌之美的同时，也会了解更多的文化轶事。

    再次，用事的推崇，可以促使诗人更加用心于文学、文化典籍的学习，从而提高文人素养，间接推动诗歌的创作。用事 有“用意”与 “用语”之分。可以夺胎换骨曰用意，可以点铁成金曰用语。如佚名《诗宪》云院野因袭者，用前人之语也。”“转意者，因袭之变也。”《诗宪》作者对“语用事”用古人之语予以了类分。他认为，承前人之语，在加工转化之下进而产生出奇的审美效果，必须要有过人之才；“转意”与“因袭”二者虽有异有别，却又相互传承，共同把 “语用事”支撑了起来。杨万里 《诚斋诗话》也言院野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如山谷 《猩猩毛笔》是也。”

    (二） 用事之弊

    “诗坏于苏、黄”，“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张戒明确地指出滥用用事对诗歌创作引起的严重弊端。

    首先，过度用事会使诗歌流于形式，失去情感的真挚与语言的流畅，破坏诗歌的意味。宋人作诗好于用事，以学问为诗，使诗歌创作走向歧路，失去了诗歌吟咏性情的本来面貌。张戒认为苏、黄 2 人的诗作破坏了诗歌的美感，指出他们好用奇字而且议论入诗，劝诫后人不要只追求形式、工于练字，否则只能破坏诗意。“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某种意义上，苏轼、黄庭坚发展了唐代以来的中国诗歌，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又破坏了唐代诗歌的古风和韵味。因此，只有清除了苏、黄用事作诗的沉疴才能恢复诗歌韵味，“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正如严羽所说院野诗者，吟咏性情也。”诗歌是创作主体情感的自然流露，情到之处，下笔有神。魏晋盛唐时期的诗歌正是这样的情感和性情流露，是后人学习的最佳典范。这些锋利的文字，成为了诗歌创作的导航仪。这为我们指出了作诗、学诗者应该注重诗歌的情感与主题，而不是一个劲儿钻文字和典故，作诗应做到用有限的文字展现无尽的情思，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其次，“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对诗歌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使诗歌流于形式化。苏 、黄之后的江西诗派不仅继承了“苏 、黄用事”并且还提出了“以学问诗、议论为诗”的诗学主张，形式化的创作几近极端。当时许多文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的严重性，正如严羽的《沧浪诗话》正面与江西诗派进行抗衡，在诗辩中提出江西诗派“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明确地指出江西诗派的弊端，像他们那样追求文字蹊跷、典故叠用、议论说理的诗歌创作方式与作诗的本意背道而驰。

    最后，因过度用事，诗歌也变得诘诎聱牙、晦涩难懂，不仅使阅读变得艰难，更破坏了诗歌的接受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导致宋代诗歌渐渐失却了流畅感，反过来这也影响到后世的诗歌创作。

   四、“诗坏于苏、黄冶与后世诗学

    张戒提出“诗坏于苏、黄”，驳斥用事，这一诗论影响到后世批判宋诗的诗学观念，直接地影响推动了《沧浪诗话》的诗学观念的形成，影响金代、明朝等后世反宋诗的诗学，也与后代 “诗必盛唐”，尤其与明代复古诗学观念相辉映。后世的 “诗必盛唐”的复古观念可以说吸收了张戒反苏、黄用事写诗的诗论主张进而放大化。

    (一） 影响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早已揭示《沧浪诗话》和《岁寒堂诗话》之间的传承关系。在《宋诗话考》中，郭绍虞指出院野盖张氏（按 ：张戒）诗论其所启发，似又足为沧浪之先声也。”此说颇有见地地指出，张戒诗论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于苏、黄雄踞诗坛之际，其“已有不满之论”，并启发了严羽诗论，具有“先声”的作用。他还比较了这两人的诗论院野张氏则重在情志而不废韵味，就诗之内容与意境而并言之也；沧浪则重在韵味而兼及格调，专就诗之艺术与意境而论之者也。”

    两部诗话的传承关系再明显不过了。严格说来，严羽的观点源于张戒又发展之。对比研究《诗辨》和《岁寒堂诗话》上卷，我们会发现，这两人的思想有许多的相像之处，我们可以认定严羽的诗学观是建立在张戒的理论基础上的。又有国内学者以文献章节一一对比的方法，详细地梳理整理了《沧浪诗话》和《岁寒堂诗话》的相似关联之处，并形成详尽的表格，具有极强的归纳性。如以张戒反苏、黄用事理论为例，不难发现其对沧浪诗话的影响，其表格罗列了3 段文字对比，从而析出两者的内涵关系。如“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害。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反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此是沧浪“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说所自出。再如 “诗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苏 、黄用事押韵之土，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此为沧浪 “押韵不必有出处，用字不必拘来历”所本。又如 “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虽没有专指和韵、次韵，然而也是透露此意冤。沧浪所言院野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或本此。从这些条目中便可发现沧浪诗学的渊源所在。

    (二）影响金代中、后期诗坛反思学宋诗的诗论

    苏、黄用事遭到了张戒、严羽等人的批评，然后这一诗论又影响到金代“明昌辞人”创作的诗学内涵。宋代诗歌发展特别是黄庭坚、江西诸人对金诗很有影响。在诗歌创作上坚持以意为主、文质相辅的原则。周昂说院野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味诗尤其是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把诗歌创作的核心放在“句法”，让形象、意境等为其服务。受到这样的影响，金代的诗歌也出现了句律工整、性情远涉的倾向。

    金代学者在反思这种学习的弊端时，自觉不自觉地沿用或暗合了张戒、严羽等人对苏、黄用事批评的观念。恰如周昂提倡意为主、字为奴。他说院野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周昂推崇自然之美，认为太严的句律反而会破坏诗歌的自然美，提出院“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这都是针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而发。他们的追求是“不求于工应自工”渊元代郝经《读党承集》冤。金代中、后期诗坛反思宋诗流弊的思潮，实际是由“明昌辞人”开始的。他们的文学创作、批评等开始自觉地反思学习宋诗的弊端。周昂则是毫不遮掩地表达了对黄庭坚的批判，提 出 “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之说，认为这些作黄体诗的人本末倒置，把字句、律法放在文意之前。

    (三）影响中国后世诗学对宋诗的批评

    张戒作为宋代诗论者对宋诗有更加全面清醒直观的感性认识，发现了宋诗的弊端。他的论评引起了后世对苏、黄和江西诗派的批判。如明李梦阳对宋诗的评价就与这种批评论调相承，其《缶音序》提出：“诗至唐，古调亡矣......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宋人主理做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做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

    李梦阳以唐诗为参照，认为宋诗“主理不主调”，在抨击宋诗的同时提出他心目中的诗学原则，着力发扬唐诗的佳处。因此，在批判宋诗之后，他大力疾呼后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他还提到了创作诗歌应该“向上一路”，也就是从《楚辞》开始顺势而学，一路经典，一直到盛唐名家。受到他的影响，“前七子”选择从盛唐诗入手，直接确立了明代前期诗坛盛唐诗的经典地位。

    总之，张戒针对宋诗特别是苏、黄之诗的批评，反对单纯用事押韵的创作诗学，对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对后世诗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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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戒明白地点出“诗坏于苏、黄”，主要是因为使后人只知用事押韵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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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苏、黄习气”指的是苏轼、黄庭坚2 人作诗时形成的独特风气一 诗歌“志之所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内容反而遭到了用事、押韵之类修辞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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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意在指出用事是作诗的一大方法；所谓“坏于苏黄”，在很大程度上其内涵指向用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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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通常分为3 类 ，分别是文学典故、历史典故和神话典故。用事，不仅在宋代广为流行，也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手法。宋代诗话家通过对某些诗人诗作里用典情况的分析评论，对诗歌用事的原则、方式、内涵及审美效果等都有所阐述，并且对诗歌用典在理论上进行了说明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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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对作诗用事的批判，转向探求诗歌用事的原则、内涵等。苏轼率先从诗文的革新为起点对作诗用事明确了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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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作诗用事阐明了两个要求：其一是以故为新；其二是化俗为雅。苏轼的言论表明了革新精神和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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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古事”经过历史的洗涤，更富表现力，因此 用 “今事”不 及 于 用 “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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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的“换骨”“夺胎”之法是建立在创作主体工力与诗意表达的趋近受限的情况之下而提出来的。他界定这两种方法院其一是承他人之意而用之；其二是仿他人之意而为之。于是这便形成了两种用意的方法。黄庭坚高度肯定用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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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适度用事可以增加诗歌韵味，使诗歌更加具有蕴藉之语言美，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