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诗作之抵牾看诗与思的逻辑冲突

扬之水

诗歌正是承载诗人于宇宙万物之间的存在体验、对天人关系之积极探索的哲学表达。而这种由感性与理性相交织的存在探索、传统诗歌写作规则和社会沟通需求共同塑造的诗歌表达方式在根本逻辑上与朱子的哲学建构却是背道而驰的。这便导致了朱熹一生诗歌写作的矛盾困扰。——愚以为这是朱熹自设的精神藩篱，道学家总是从理性上去理解设置支配人伦的道德藩篱，而没有从人之自然本性角度去思考：朱子不知道人抒写自在情感体验本身就是人性的一种本质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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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两次“中和之悟”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所有的理论调整都关涉到修养方法这样一个工夫论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在对个体的修养方法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关于怎样处理个人情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学空间问题浮出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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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和之悟”源自于朱熹对他的老师李侗所传授的“静坐体认天理”的修行方法的怀疑。所以朱熹在1166年之后开始强调“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认为人们应该从已发的情感与万事万物中静观、体认天理流行发见之初最几微的瞬间，涵养本心，然后试图找到具有道德性的天理人心最本源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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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提出“性为未发，情为已发” “心统性情”。这样一来，人们对天理人性的领会在逻辑上就显得更为可行：在心的统摄范围之内，由关照情感的端倪出发，抱着敬畏之情来涵养本心，同时积极地学习与探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步骤地实现对天理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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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更进一步认为只有通过内在涵养，继而达到“七情迭用，各有攸主”的境界，看似缥缈难寻的天道方能进入人心，真正的“中和之妙”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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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家沟通天人的努力中，情感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正因为个人的情感正处在外在世界与被赋予了天理的内在人性之间，并且与这两者都息息相关，那么它自然就进入了美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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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熹的诗歌观念中，诗歌在本源上就应该是外在世界与内在心性相勾连的具体呈现，是“感物而动”的已发状态的艺术表达。由此，朱熹的工夫论逐渐变得与审美空间密不可分，而对于心性论发展方向的关注也逐渐成为朱熹的理学系统中沟通天人的讨论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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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理学体系中，未发与已发之间的逻辑窒碍、天命之性与感发之情之间的实际缝隙是从来没有真正被弥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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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熹看来，在天理发见为人欲之端倪的“几”是至关重要的，而首要之事就是辨识端倪，并且戒惧警醒，不使它被不恰当的欲望引入歧途。所谓“正当于几微毫厘处做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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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中关于个人工夫修养的核心问题竟是理学家们一直拒斥的美学问题，这是无论二程还是朱熹都无法正面阐释的。与非黑即白的严格区分好坏的社会或道德判断不同的是，作为连接内外、天命之性与个人情感的桥梁，“几”是处在一个阔大的审美空间中具有足够弹性和灵活性的概念。只有这样一个空间的存在，才能让人在常规的理性的知识获取方式之外，通过个人对已发的感悟获得非经验性的认识，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加入外在的规定，导致循环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