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闲适意趣的文化审美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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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陶渊明归隐的乐趣在于躬耕自资，那么朱熹归隐之乐则在于著书立说。相比较而言，前者的独善是自我的完善，有一种急流勇退之意味；而后者就不仅仅是自我的完善，著书立说的实质在于通过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对自我与他人共在世界的整体拯救，这里又有人世之精神了。而且诗人对此似乎很投入——“兹焉毕暮景，何必营菟裘”：在著述中与上古圣贤的交流，连告老退隐的居处也不费心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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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酒的关系经历了诗酒分离(以阮籍为代表)到诗酒一体(以陶渊明为代表)，再到诗酒一体并融精神追求、生活习性与诗的创作为一体(以李白为代表)的发展历程。至宋代，出现了“诗酒风流”之说，将诗、酒与士人风度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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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酒风流的清兴雅兴还常常表现为诗、酒之趣与行山游水的雅兴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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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酒浊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醉下祝融峰作》)“危亭披豁对苍霞，策杖重来日未斜。满目江山一尊酒，吟诗莫遣太雄蒋。”(《晚饮列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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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之饮，是随性之饮，或行饮，或止饮；或独饮，或与人共饮，且常常诗酒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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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体现朱子闲适人生意趣的另一表现就在于对禅境的独特体验和对道境的向往。    从朱熹的家学师承经历看，他除有着系统的儒学受教经历外，亦有佛老之学的根基。其父朱松继承家风，一生广交道士禅师，吟诗论文，谈禅说法，使朱熹从小耳濡目染佛老之说；其叔朱槔以佛道处世的人生态度对少年朱熹亦有强烈影响。而朱熹师从的武夷三先生均好交游佛老之徒，且朱熹对道、禅两家学理也下过工夫，结识道谦和、接受道谦主悟的“昭昭灵灵底禅”及多次造访武夷冲佑观，求道问法，都表明朱熹对道禅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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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疴守穷庐，释志趣幽禅。即此穷日夕，宁为外务牵?”(《夏日二首》其一)“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呜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久雨斋居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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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若大路然，奈此人好径。即事昧本心，离动觅真静。安知濠上翁，妙入玄境中。偶寄郡斋闲，无欲民自正。(《濠上斋二首》其二)“脱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绿水浩然归。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是非。”(《南乡子·叔怀尝梦飞仙，为之赋此，归日以呈茂献侍郎，当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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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诗中诗人以豪梁为斋名，且以濠上翁自喻，自云“妙人玄境中”，可见朱子之情致；第二首诗则更是道尽诗人对道家羽化登仙玄虚之说的神往和返本归元、静 守一心的自在与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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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熹来说，道、禅本为一家，只是前者之虚无论不如后者之空寂说微妙，但二者都难于安放儒家人世的“实理”，然道家之“坐忘”、“心斋”之学和禅家之虚心静虑的心性之学与儒家之正心诚意的心性纯养之学有其圆融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