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

扬之水

反映理学家诗歌价值观的，是他们热衷于对诗歌进行分类、分等，并企图通过分类、分等来辨识凡圣，陟黜遗产，以捍卫“诗源于道”这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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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将源于道的诗与其他诗剥离开来，不仅以道论诗不能服人，而且难以自圆其说。这就突显了分等辨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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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虽人心之所“感”，朱熹认为感有“邪正”，于是他将诗分为两类三等：一类是圣人所感，乃“无不正”，故至高无上，这是第一等；第二类是凡人所感，则是“杂”，是应当“择”的，因而又分两等，其中好的仍可为教，差的便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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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所谓“三变”，而愈“变”愈下，实际上也是将诗分为三等。第一等是上古韵语、《诗经》、《楚辞》直到魏、晋之诗，第二等是颜、谢以后至初唐的古诗，第三等便是沈、宋以后的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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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之根本准则”中，朱熹又分了两等：一是《诗经》、《楚辞》，二是上古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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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家的价值标准中，决定诗歌等级的，主要看是否出于圣人。“道”是圣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自成文”、感于“正”和“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的资格。于是，“人”（圣贤）除了上节所说的“转换器”外，同时又是“分流器”，他可以将正与不正不邪、邪三者分开。凡《诗经》中的正风、正雅和颂，无论其篇什的内容和艺术价值如何，只因曾经圣贤之手，必定是“有德者之言”，必定是言“道”之作，也必然在上等。其他则越拙朴、越古的诗，就越趋近于“道”，所以只有魏晋以前的作品差可当之。于是，诗成了一个空洞的、形而上的神秘符号，分等就是将载道之诗与少载道、不载道之诗分开，它不是对诗歌品质的鉴别，而是对“凡圣”身份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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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将《诗经》推到“道”的位置，而又对其中的变风、变雅及后代文学作出每况愈下的评判，就不再是出于艺术审美，而是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崇拜，一种学派理念的宣泄，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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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诗”乃“天机自动，天籁自鸣”，即全然出于无心，出于自然。若谓“无心”、“自然”不太具体、不易理解的话，则理学家曾提供了两个直观而形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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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恐怕只有婴儿涕哭、无意识的叫号了，而理学家认为第一等诗就是如此而得，——这本来已颠覆了文艺学创作论的常识，在理学家所推尊的《诗经》中是绝然找不到的；但他们认为这才是巧夺天工，十分完美，若有任何人工斧削，便失去自然之真。相反，“有所触而发”的诗，如上引包恢所说“后世诗之高者”，已多人工修饰；而无所触击即“无情”、“无意”的“妖声”，更是“言愈多而愈浮，词愈工而愈拙”。这极易推及另一结论：“诗无工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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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诗歌艺术，即如何求诗之“工”，更不在理学家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