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

扬之水

“天命”、“性理”即“道”。“性理”感于物而形诸咨嗟咏叹，便有了诗。这样说来，产生诗的根本原因便是“天命”，是“性理”，“感”只是诱因而已。“性理”是“生而有之”，诗是有感而“自成文”，原是自然而然，所以具有“自然之音响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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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之后，专以“天机自动，天籁自鸣”论诗、且论述最充分的，是宋季理学家包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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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即宇宙的创造者，在理学语境中，也就是“道”。包恢将诗的产生分作“造化未发”和“已发”两个阶段，而皆“归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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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就是自然。诗的酝酿阶段即“造化之未发”，那时诗人沉浸在没有任何执着的“冥会”境界；而一旦如程颐所说“不得已”而落笔，则是“造化之已发”，于是天机自动，真景毕现，浑然天成，无迹可寻，完全是“自成文”，是一片天籁之声。这样的诗，看似“至质”、“至枯”，实际上是“至华”、“至腴”——因为它出于“造化”（即出于“道”），是“自然而然”，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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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恢既以“道”论诗，这与程、朱相同；同时他又以禅喻诗，表现出南宋心学派的理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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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认为宇宙由气构成，诗文创作的过程则是由气化到气动。气化的原动力乃内在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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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认为诗文之所以作，是“好文者”、“工诗者”得了“清明纯粹之气”，而圣人之诗文之所以独高，是由于他们所得乃最为纯全的天地“元气”，故它是“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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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家极力要建构起一套符合理学原理的诗歌生成理论，尽管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道”是不可动摇的共同基石，无论是“自成文”还是“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等，都是对“道”如何生成“诗”的过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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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尝对文学价值作过这样的定位：作文害道，是“玩物丧志”；学诗“甚妨事”，并谓“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作此闲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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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问家，作不作诗原是他的自由，但出于对理学的执着信仰，却对诗怀着天生的鄙夷，那就可议了。然而理学家们又时常陷入自相矛盾中：口上讲不作诗，实际上又难免作，有的甚至还留下大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