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尽意论：中唐一北宋的语言哲学与诗歌艺术

扬之水

与苏轼并称的黄庭坚也相信语言的表意功能，不同的是，苏轼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阐发的是儒家的命题；黄庭坚是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质疑的是禅宗的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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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钝根人，即使亲自见到高僧大德，也无法获传菩提心印；若是利根人，即使无师传授，也可以通过闭门阅读语录而自证心印，因为透过语言能够捕捉到说话者的意念。换言之，语录中的语言已经完全传达了前代大师的“意”，至于读书者能否悟道，就看接受者的素质——所谓“根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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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禅师告诫学者“莫向文字中求心”，黄庭坚则认为通过读书能达到与古人契会心印的效果，两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就在于庄子和早期禅宗都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强调“道”的不可言说性，消极看待语言；而黄庭坚则对语言持积极看法，相信“道”可言说，言能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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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语言表意功能的问题上，传统儒家、道家的怀疑主义态度和禅宗的虚无主义态度基本被宋人的乐观主义态度所替代。于是，在诗学领域，随处可见对言能尽意的赞叹和满足。前引欧阳修对韩诗“曲尽其妙”的夸奖和叶梦得对欧阳修、王安石诗“意与言会”的评价就是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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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语言的信任，宋人在言、意、物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据周裕锴师研究，大约可总结出两点：一是要求“意与言会”，强调主体意念的准确传达；二是要求“写物之功”，强调客体形神的准确刻划。韩愈是这种理论的鼻祖，他们共同的语言观是言尽意论。一方面要求语言与意度契合无间，另一方面要求造语下字务求工巧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