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尽意论：中唐一北宋的语言哲学与诗歌艺术

扬之水

诗歌“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进而认为诗歌的本质就在于以语言为内核的“文学性”，对诗歌的研究必须聚焦在具体的语言结构上。梅尧臣“造语”理论、僧景淳言意合一论的提出远在他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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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病之所以可笑，是因为语言缺乏精确性、个体性和差异性，而这三者正是文学语言的生命所在。要避免浅俗可笑，就必须做到“语工”，即表达的精确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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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可以描写任何事物，诗歌语言任什么内容都能表达得好，关键在于诗人是不是“雄文大手”，即是否具备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无施不可”、“曲尽其妙”涉及了言、意、物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了对诗歌语言达意写物的乐观态度，其实就是韩愈语言理论的集中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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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诗歌语言主张也根源于他的语言本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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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韩欧诸人都相信并且要求诗歌能刻画出造化的真相，追求一种表现力度，他们用的是“镌刻”或类似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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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晚年把“斯文”托付给苏轼，后者在多方面继承、发展了座主的文化业绩和见解，其中包括言尽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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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了然于口与手”，讨论的是言与意的关系，是相信言辞完全能表达主观意念，即“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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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意、物三者关系中，首先要求对物“了然于心”，即主观意念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达到这一步已经很难，故苏轼有“千万人而不一遇也”的慨叹，更何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但惟其困难，正见出诗人用语之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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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向“从思想深层看，是语言从承载意义的符号变成意义，从传递真理的工具变成真理本身，大乘佛教关于真理并不是在语言中的传统思路，在这时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似乎真理恰恰就在语言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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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无字禅”变成了“文字禅”，禅宗从“不立文字”变成了“不离文字”，其中“文字禅”的公开倡导者、主张禅教合一的惠洪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语言观，他坚信语言文字本身完全能传达义理，甚至书面文字对理解义理也构不成任何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