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爱国主义在历史深处层累地生成

扬之水

艺术气质随着这种没有前途的哀怜表达而降低，里面表现出来的文化气度和精神力量实际上是低下的，空洞的，民族的伟大精神不应该在这样的作品中寻找，它们也的确没有任何高远之处。除了哀叹、失意、怀念、梦想之类，对封建皇朝和民族文化却没有任何批判和反思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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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辰翁《柳梢青》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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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爱国文人真正的心理悲剧是：爱国权利的丧失。——但是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性：因为他们不敢也不能质疑丧失爱国权利的原因。他们不能解释一种根本性的矛盾：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还是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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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股强烈喷发的怨气得不到合理合法的释放和正当的表现，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允许想建功立业的壮士一个机会为国效劳，那就只好压抑着、积聚着、沉重着、抑郁着，适当时候抒发一下，糟蹋一些劣酒之后，再度渐渐压抑积聚沉重抑郁，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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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必然蕴涵着“爱国理性”和“爱国能力”。“爱国能力”，似乎没有看到谁会特别重视而总是空谈奢谈爱国的多，可是爱国能力却是爱国的前提条件。必首先具备“爱国理性”，才会懂得掌握“爱国能力”，爱国绝对不可以空谈！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论来看中国的“爱国”概念，我们才能开始获得最基础的爱国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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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爱国诗词从来不涉及质疑问难的理性思考问题，最大的本事就是回避真相。只有激情膨胀，没有理性深度和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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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朝不能在经济和税收上有效进行商业化的管理，因此影响到其国力积弱被动；由于其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因其不能战，也就不能在国际上争取得和战的决定权；又因其在和战两途徘徊举棋不定成为习惯，长期政策前后不一致，导致人心瓦解涣散，而和战犹豫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秦桧的奸计之损害；而宋代理学思想上的内向造成了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不能为国家提供一种强项进取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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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文官集团始终紧紧控制着自己手中的权势，不肯为了国家而作出任何的变革；宋朝内部本身存在着政治-军事管理和文化的致命内耗危机而丝毫不察，这个国，想爱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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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人最大的难题是在爱国与忠君之间产生了无可逾越的政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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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爱国派很懂得在便宜行事处卖乖，在适当的地方装聋扮哑，只有高调，在最艰难考验的关头必不爱国，假若有人说出真相，他们必挥起爱国的手掌飨以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