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筑我：《朱子语类》论《诗》的转向与回归

扬之水

朱熹要求先悬置旧说，悉心熟读经典，反复琢磨，耐心等待书中大义自然呈现于阐释主体的脑海中，然后再推衍求证，最终使“我”有所触动。也就是说，其阐释不是在经典文本之外另立一个“我”，而是依托经典以确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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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所谓“诗人本意”和“《诗》意”，即“经”的本来面目，与“我”对它们的理解和阐释难以分剥，“经”中实有一个“我”在。“我”经历了自我怀疑和否定，最终依托经典的力量得以走出《大序》《小序》的迷雾，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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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本与阐释主体产生深层的精神联结，“经”常常作用于“我”，“我”既能对《诗》所述情志抱有理解之同情，自身也能受到感发。在朱熹的《诗》解中，经常能看到阐释主体情感的投入以及对人深层心理的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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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认为，《诗》是“感物道情，吟咏性情”之作，表达的是普遍的民情，没有那么多讥刺。其解《诗》不再重“志”，转而求“《诗》本意”或“诗人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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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字义古今有变化，需要训诂以通字义。至于人情，古今并无变化，因而后代的阐释者能够也应当以普遍的人情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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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主体能理解《诗》所道之情，与此同时，自身的喜、怒、哀、乐、好、恶之情也会受到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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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解《诗》不仅有理性的文本分析，还全身心地投入到诗篇的思想、情感、文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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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程颢和朱熹解《诗》均有“我”在，阐释主体以个体的生命经验丰富、充实、拓展了《诗》的意蕴，《诗》作用于“我”的情感，而非作用于他人，经典阐释的意义指向作为阐释主体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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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之喜还意味着阐释主体与经典的不期而遇，不期然而与之同，是“我”的想法在经典中得到印证的理性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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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序》《小序》解《诗》意在将他人建构为一个知识主体和道德主体，阐释主体置身于外。《朱子语类》论《诗》除此之外，还要将“我”建构为一个能够主宰自我情性的行为主体和情感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