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溪渔隐丛话7

程旭

白乐天云：“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贵之。”《金石录》云：“《石鼓文》，世传周宣王刻石，史籀书。欧阳文忠公以谓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载，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有八九。自宣王时，至今实千有九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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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以此为可疑。余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诅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为碓臼者。石性既坚顽难坏，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汉以后碑碣，石虽精好，然易剥缺，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盖古人用意深远，事事有理，类如此。况此文字画奇古，决非周以后人所能到。文忠公亦谓非史籀不能作。此论是也。”苕溪渔隐曰：“韦苏州《石鼓歌》云：‘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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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云：‘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一作“譔”。刻留山阿。’退之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录》云：‘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此盖原苏州之歌而云尔。苏长公《凤翔八观古鼓诗》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史籀变蝌蚪。’亦原于苏州也。黄太史云：‘石鼓文笔法如珪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非老夫臆说，盖王右军亦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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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皋杂录》云：“唐开元四年，偃师人耕地，得古铜盘篆文，云：‘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宁，兹焉是宝。’考《图经》，比干墓也。”苕溪渔隐曰：“《兰亭续帖》、《赐书堂帖》，皆有此篆文。余深爱其奇古，谛玩无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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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溪渔隐曰：“余观《诅楚文》，茫然初不知其颠末。及读《集古录》、《金石录跋尾》、苏长公诗，然后知之。《集古录》云：‘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谓之《诅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与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马迁《史记·世家》，自成王以后，王名有熊良夫、熊适、熊槐、熊元，而无熊相。据文言穆公与成王盟好，而后云倍十八世之诅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为顷襄王。而顷襄王名横，不名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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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秦本纪》与《世家》参较：自楚平王娶妇于秦昭王时，吴伐楚，而秦救之。其后历楚惠、简、声、悼、肃五王，皆寂不与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时，秦始侵楚，至怀王槐、顷王横，当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时，秦、楚屡相攻伐。则此文所载，非怀王则顷襄王也。而名皆不同。

程旭

又以十八世数之，则当是顷襄王。然熊相之名，理不宜谬。《史记》或失之尔，疑‘相’传写为‘横’也。苏长公云：‘《诅楚文碑》，获于凤翔开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厅。秦穆公葬于雍橐泉祈年观下，今墓在开元寺之东南数十步，则寺岂非祈年观之故基邪？’诗云：‘峥嵘开元寺，仿佛祈年观。旧筑扫成空，石碑埋不烂。诅书虽可读，字法嗟久换。词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瓒：先君穆公世，与楚约相捍。质之于巫咸，万叶期不叛。今其后嗣王，乃敢谋多难。刳胎杀无罪，亲族遭圉绊。计其所称诉，何啻桀纣乱。吾闻古秦俗：面诈背不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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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谩。辽哉千岁后，发此一笑粲。’《金石录》云：‘秦《诅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旧在凤翔府廨，今归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亚驼，藏于洛阳列氏。(“列”宋本作“刘”。)秦以前遗迹，见于今者绝少。此文皆出于近世，而刻画完好，文词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间，张芸叟侍郎、黄鲁直学士，皆以今文训释之，然小有异同。’”

程旭

司空图曰：“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醋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盐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渊雅，皆在其间矣。

程旭

然直叛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贾阆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寒涩，无可置才，而亦为体之不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