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论的建构历程和五言诗体的自觉

扬之水

汉代诗论只是《诗》论,是经典阐释的理论,并不包含诗体的意义,而五言诗的自觉则属诗体流变的范畴,是一个文学史命题。二者之间似无关联,但通过对汉代诗论建构过程的考察,便可发现汉代诗论的本质其实是对经典本身所蕴含的以及汉人赋予其中的群体意识的强调,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或阅读强制使人对这种群体意识加以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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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这一古老概念的起源极为久远,甚至在文学起源之前即已形成,是对具有某种仪式性质的混合形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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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诗大序》为指导,汉代诗论开始了建构的过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首先是完善了《毛诗大序》的解《诗》理论,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有关《诗经》来源和结集的观点,班固总结出“采诗说”；第二,提出了“美刺”的理论；第三,具体阐述了“比兴”的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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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诗论建构的另一途径是抹煞其它文体的文体属性,从而将其纳入自己的阐释框架内,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辞赋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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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司马迁和班固忽略了“楚辞”的文体特征,那么王逸则是有意识地消弭“楚辞”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四点:
第一,王逸为了推尊屈原及《离骚》,将《离骚》尊为经,认为屈原之作是对“诗人”传统的直接继承；
第二,王逸反驳班固,认为《离骚》在内容上完全符合“五经”之义;
第三,王逸具体阐述了“楚辞”各篇的创作宗旨,概括来说即“上以讽谏,下以自慰”,且讽谏态度是“优游婉顺”,虽“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这就是对诗论所主张的温柔敦厚的讽谏说的具体阐释;
第四,王逸总结出了《离骚》的比兴手法,即:《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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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家的身份是诗人,赋作的精神是“古诗之义”,汉赋由于没有很好地实现“诗”之功能而遭到批评,可见在班固的观念中,赋与诗本质上无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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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以淫”说法的提出并不表明扬雄以此区分诗、赋,反而证明了扬雄欲通过对“丽以淫”特征的否定而实现将赋纳入诗之体系的意图。可见,扬雄的辞赋理论本质上还是诗论,为了达到诗论向辞赋领域的渗透,扬雄有意识地消弭了赋体自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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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诗论建构的第三个途径是将“歌诗”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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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体的“诗”又有二义,一指文人模拟《诗经》之作,如韦孟《讽谏诗》和《在邹诗》、韦玄成《自劾诗》等;二指那些抒情言志之诗,如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等等。前者可以称为“诗”,后者则只能名之曰“歌”。前者理所当然地在诗论体系之内,后者则游离于诗论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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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歌诗与《诗》的创作机理一样,同是“感于哀乐”的产物;二是二者都是配合音乐的,是“歌”“诗”一体的综合形态;三是歌诗的来源与先秦时期《诗》的编集一样,均为采集而来,因此均可承担为统治者了解风俗民情之功能;四是歌诗与《诗》在来源与功能方面的高度相似性,表明汉人或许欲将乐府打造成与周代“诗经”相类似的汉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