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形象的自塑与改塑

扬之水

屈原是才子，是诗人，激情洋溢，情感丰盈，他的优秀、杰出、迥异，是有目共睹、众所皆知的，他的自塑有三个维度，一是生气勃勃、英气逼人的循吏形象，一是饱经风霜、历经磨难的逐臣形象，一是内美修能、不断升华的精神形象。每一点，每一个维度，每一个方向，屈原都有非常好的自身基础，有不容忽视的事实依据，而屈原在作品中又利用自己绝世神奇的妙笔，对此作了现代意义上的“美图秀秀”，作了极度的放大夸饰，围绕目的分别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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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一个执履忠贞、志洁行廉的政治家，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起点很高、前景灿烂但半途夭折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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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具备政府官员的基本要求，“德”的方面，“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才”的方面，“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能够从容处理内政外交重大事务，“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曾经深得楚王信任，“王甚任之”。但是，诗人气质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复杂、不平、无序乃至残酷，缺少应有的认识与应对的办法，心理准备、精神准备非常不足，他缺少政治家的宽容、克制、冷静、耐力，缺少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心胸雅量，缺少政治家的宦海浮沉、能屈能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碰到挫折，就忧愁幽思、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实际应对处置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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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属于“非常态”的，至于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表现，则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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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作品中自塑的形象，即是强烈的“官本位”意识的自觉反映，按照自己理解的并且得到历史证实的“循吏”标准，塑造自己完美无缺的“官员”形象，比如志行高洁，重仁袭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存君兴国，美政理想；举贤授能，遵循绳墨；严于律己，忠贞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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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关于屈原与巫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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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意识、民俗仪式的接受、继承、传播、展示，也是带有主观选择的，有时候主观因素甚至成为相当重要的原因。屈原敏感多愁、郁结纡轸、离慜长鞠、起伏多变的个人气质，加之几分狂态、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形成了巨大的隔膜，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同时代的人则对他不屑一顾，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天才、一个文化伟人的历史价值，乃至于当时的人物、著作对他没有作出片言只字的记载。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加之感情过于细腻深沉，对自己的祖国过于深沉眷恋，对自己的理想过于执着自信，而陷于极端孤立、穷困无援的境地，所以屈原作品往往忽略当时的国家大事、重大活动、人物言论，而将视野投向缥缈迷离的苍穹，回溯到遥远的上古，巫风的记忆。可以说，屈原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从理智上选择了“循吏”的标准，而在心理上选择了巫风浓烈的传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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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剑陆离、宝璐明月、香草菲菲、调度自如的基础上，加上高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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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时代的楚国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矣。其中，长剑、高冠、奇服、佩饰，构成美男子的基本要素，这些既有历史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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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品自塑的形象，无论是“循吏”形象，还是“逐臣”形象，皆通过巫风传统向两个方向弱化或强化。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屈原的形貌本来就是伟岸动人、足够自信的，他面容俊美、气宇轩昂、妆饰华丽、风度翩翩。然后，他又借助神奇妙笔，拼将一腔悲愤，将“循吏”形象做了美化：长剑陆离，佩饰繁多；峨冠博带，香气氤氲；佩玉和谐，气质高华；内美修能，沉稳自如，“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应该是屈原主要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