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杨万里的诗学歧异

扬之水

陆游对开禧北伐既感兴奋，又有忧虑，对于一位久居乡村、年至耄耋的诗人来说，这真是难能可贵。这说明陆游始终用诗歌作为指责时弊、批评政治的工具，这是对儒家诗论“下以风刺上”之精神的真正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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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杨二人的创作实践也显示出同样的歧异。杨万里作诗时不但师法自然，而且常将自然写成具有生命、充满灵性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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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虽也喜爱山水，但他吟咏山水时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观照客观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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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抒情述志为主要性质的诗歌传统中，杨万里的创作倾向显然是一种创新，从而使其诗呈现新鲜、独特的风貌。陆游的创作倾向则体现出对传统诗学精神的自觉体认和遵循，从而不如杨诗之震眩耳目。但就诗歌史意义而言，二家虽有异同，却并无高下之分。就像一条滚滚东流的江河，歧分九派的支流与奔腾直下的干流都是其组成部分，观水者固应顾及全貌，但无需强作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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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诗风转变过程非常相似：都是由生活中某种经历的触发，从而在瞬间发生了宛如电光石火般的思维突变，并促使其诗歌创作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但是仔细推敲，二者形同实异，或可说异大于同，它们鲜明地体现了陆、杨二人的诗学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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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的诗风转变激发于崭新的生活经历，其中的因果关系相当清晰。杨万里的诗风转变或是源于创作经验的积累，他本人的表述则语意朦胧，缺乏清晰的逻辑关系，令人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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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陆游的诗风转变在其创作实践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杨万里的诗风转变也留下了痕迹，但远不如陆诗那般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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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在“戊戌三朝”之后的创作有两点重要的新气象：一是更加注重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对自然的直接感知力也有所提升。二是诗风更加生动活泼，且多谐趣。这二者的主要载体便是七言绝句，所以杨万里在“戊戌三朝”以后的作品中七言绝句的比重明显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