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与易安审美情趣略相似

扬之水

苏轼对柳词的不满，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其内容之俗艳与格调的卑下，也即易安所说的“辞语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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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李清照词学审美观最本质的一致取向是去俗求雅，共同推动词的雅化，以士大夫的高品位的审美情趣精神境界取代市俗之词的淫艳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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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自然的清新婉丽的水光山色，去取代倚红偎翠的玉肌花貌，正是对俗艳的鄙弃，是境界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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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上几段话所提出的“高雅”“清新”“典丽”“婉转的审美标准似与易安《词论》所提出的审美理想颇为一致：善铺叙而能典重，主情致而多故实，使妍丽之中更饶大家富贵之风韵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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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安所说的“贫家美女”即小家碧玉之美，虽有妍丽的风姿而缺少一种文化酝酿出来的高贵丰厚的内涵。而所谓的“富贵态”即是大家闺秀之美，典重而富书卷气，故其词善铺叙而多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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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所谓“富贵态”之美，大体指的就是一种由文化积淀家学熏陶书香酝酿而成的高贵资质和天然风韵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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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安与东坡的文化心态中似乎都有一种深长难遣的孤独感，曲高和寡，但他（她）们都执着地追求这种高品位的超俗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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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安词之咏物而不留滞于物，在于揭示所咏芳物的高贵品性与美的姿质风韵，用以寄托自己的人格风范，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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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最美好的事物，本应受到人们的细心呵护，但不止夜来风雨，且更添人事变迁，汉皋解佩，纨扇题诗，泪洒愁凝，使受揉损的琼肌更添憔悴。但正是在经受风雨的揉藉之中，显示了兰菊的风骨韵度。所以，易安在寻求可资比拟的美的意象时，不取贵妃之醉脸孙寿之愁眉，不取韩令徐娘的风流韵事，而取高逸峻洁的屈陶风韵，表现出易安高出寻常的美学理想。屈原为理想而献身，陶潜为志节而归隐，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境界，易安咏兰菊而以屈陶风范为旨归，正见出其审美情趣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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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首先深刻而全面地发现陶潜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发现陶之生存方式人生态度及文化心态作为中国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典范意义与实践意义，陶诗也成了宋代审美理想的范本，是苏轼奠定了陶渊明在诗歌史、美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易安之推赏屈陶风韵，以至于其“易安”之号也取自陶氏《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都可见出其受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至少我们可以说，在崇陶这一点上，易安与东坡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