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灼《碧鸡漫志》的歌曲史研究兼及宋人的诗乐观念

扬之水

他认为歌曲源于人内心，即源于“情”，而非源于“物”，是心中志意，是情动于中而嗟叹不足之表达，更是诗之“永言”形式。由此可见，王灼秉承了传统儒家诗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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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在音声者”之“歌”，为操、引、谣、讴、歌、曲、词、调8名，它们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多与仪式有关，其演创方式是“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即“以乐定辞”。另一类是“属事而作”之“诗”，为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名，皆属“诗”，其演创方式是“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即“以辞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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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传统影响，即：远古产生和秦汉继承的“以辞定乐”阶段，代表着“诗言志”的传统；从汉初始至唐宋被人们采纳的“以乐定辞”阶段，代表着“永依声”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其实质在于两种“演创”方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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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即注意到汉世“街陌谣讴”和晋宋“吴哥杂曲”这两类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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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辞定乐”是以“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来表述的，其标志是为汉世“街陌谣讴”和“吴哥杂曲”配乐；而“以乐定辞的方式”是以“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来表述的，其标志是“魏世三调哥词”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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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歌”便是倚乐曲而歌唱，是“以乐定辞”的创作方式，指先有乐曲，再据乐曲声调配词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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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曲调中和、送声的出现，这不仅增加歌词音调的繁复性，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重声不重义”的演创现象的存在，并说明音乐中曲调的地位是有所上升的，“依声”逐渐成为有价值的一种音乐演创方式。可以说，南朝的歌曲演创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依声作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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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创曲调不断供作者填词使用，而“以乐定辞”的演创技法也日臻复杂，特别是两宋之交，朝廷希冀通过礼乐建设或筹备大乐来一统人心，故对曲调是否雅正，乐曲是否合古调十分重视，大大超过对歌辞的关注。这样，在重“声”不重“辞”的背景下，“依乐定辞”现象愈发普遍，一种“歌不永言”的新传统逐渐稳固并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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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乐定辞”的传统在宋代可谓发展到顶峰，然因宋代雅乐复兴，特别是雅儒文化精神的确立，使得宋代文人所秉承之“崇雅重古”理念影响到歌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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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的这种“辞先乐后”的声辞结合方式形成了我国早期主流的歌曲创演特点，后来受儒家“文以载道”观念影响和文人染指，其歌曲的文学性功能陡然提升，音乐与文辞逐渐形成分途发展的态势。至宋代雅乐复兴，文士又多推崇儒家诗乐以为时尚，故与诗乐复有聚合。由于诗之格律与乐调的结合并非完美，“永依声”的出现却为此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诗乐因而又多了由添加“泛声”“虚字”而成的“依声填词”方式，但因“辞义”和“乐义”孰重孰轻涉及音乐、文学主旨之问题，并引发辞、乐关系中一系列问题而始终难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