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集传》——与汉儒诗说比较

扬之水

朱熹《诗集传》突破汉唐《诗》学,处处依据文本立说,摆脱了汉儒在“以史证诗”的幌子下所赋予《诗》的牵强附会之说,以及诸多断章取义之论,力图恢复《诗》的原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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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说《诗》常向《诗》中填塞“实事”。他们不把 《诗》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说《诗》皆从寻找实事入手,把大多数诗篇与历史上某人某事相牵合,视《诗》叙事言情,如同史书“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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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小序》除少部分有史书依据以外,多半为无稽之谈、附会之说。朱熹反对《诗序》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诗序》发挥义理时,不以《诗》的本义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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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一再强调获得《诗》之“原味”的途径,即“熟读”, “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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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之所以能够突破汉唐《诗》学,根本原因在于他处处依据文本立说。他重新解释六义,把风诗中的一些爱情诗视为“淫诗”,说到底都是他高度重视文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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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汉儒的这一观点,朱熹从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特殊性出发,从文学方面来界定赋、比、兴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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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界定赋、比、兴乃文学表现手法,而非褒美或讥刺现实、政治、伦理善恶的方式。换言之,朱熹眼中的赋、比、兴是诗歌可用以表现一切内容的特定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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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字,只是朱熹对这些作品的价值判断,并不是针对作品本身内容而言。也就是说, “淫诗”说意味着朱熹承认这一组诗的叙写并肯定男女情爱乃至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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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字固然是贬责性的,但却凸现了这些诗篇真实的世俗化内涵,正如朱熹所说“诗本性情”,这比汉儒用刺淫、刺乱或者恶无礼的高调来解释这些诗篇来得真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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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总是认为《诗经》的作品是在讥刺社会不道德的行为,总是把诗人、诗作解释为正确价值取向的“圣人”、“圣作”。而朱熹立足于诗歌文本本身,展示了诗作的真实意蕴,反映了诗歌反映社会广泛生活的典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