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李杜的推尊与王维诗歌地位的转折

扬之水

韩愈等人不满于大历诗风的另一方面,是其一味追求清雅平和而避现实矛盾,缺少风骨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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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变正是由这种社会改革和儒学复兴思潮促生,反映到诗歌思想上,是对先秦两汉以来以“言志”、“美刺”为内涵的儒家诗教观的有力继承和光大。韩孟诗派“不平则鸣”的理论和元白诗派讽谕教化的主张都强调了诗歌创作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虽然两派的创作在崇尚奇崛险怪和追求通俗写实方面各有偏重,然而在倡导言志感怀和风雅兴寄方面却有着内在的一致,都属于尚才力、重功利的诗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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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韩愈所接受的是李杜诗歌共同具有的雄豪强健的力度和想落天外的恣纵无拘,实际上对李白诗歌具有的那种清丽明净和自然流转的风致则有所忽视,这也正与韩愈对大历诗风偏于清雅而至柔靡的反拨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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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作为中国诗学中“审美派”代表所持的意见,正体现出“沈宋-王维-大历”这一尚精雅才情的承传序列和“陈子昂-李、杜-韩愈”这一主风骨雄豪气势的诗歌统绪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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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变”一方面有社会政治改革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则缘于中唐诗人面对盛唐诗歌高峰而产生的“影响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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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变的核心内容是对大历诗风的有力反拨,也是对以王维为代表的精雅含蓄的盛唐诗歌审美范式的有意突破,在对陈子昂-李杜-韩愈所代表的“言志-气势-壮丽”风格的倡导之下,“沈宋-王维-大历”这一注重才情的精雅艺术传统必然是被边缘化和革新的对象,韩孟诗派的奇险之尚和元白诗派的通俗倾向都是对这种精雅诗风的有意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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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并尊李杜的深刻内涵和主要价值并不体现为对扬杜抑李之论的反拨,而在于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有异于盛唐诗坛的诗学理想和美学追求。这种新的诗歌理想代表了宋代之后中国诗学的主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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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选择李杜作为诗学典范,既是外部因素的促成,又是诗歌发展的内在需要。当然也有个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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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以复兴儒学、道济天下为己任,在诗歌创作上也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和坎坷遭遇,使韩愈迫切需要“自鸣其不幸”,注重抒写各个体的人生体验和自我情感。面临盛唐诗歌高峰之后的困境又激发了他自树立、不蹈袭的创新意识和自觉追求。这些又使他的创作具有尚怪奇、重主观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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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对李杜的评价是着眼于其“同”的宏观之论:二者共同指向一种雄豪阔大的风骨和气势,构成了“言志感怀”的诗歌功用。韩愈对传统思想中“气”论的继承,是形成“言志感怀”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由“气势”贯穿,“言志”和“壮丽”之间就形成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