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 诗史意识新透视

扬之水

盛唐文人的近体诗(律诗和绝句)既有声律精工之美，亦有意象浑融、丰活之生机，因而自有不同于汉魏古诗的高妙处，称得上汉魏古诗后的另一高峰、典范。而到中唐以后，随着诗歌意象趋于破裂、理性化的倾向日益明显，诗则处于下坡路了。生活于盛中唐之交的杜甫既是盛唐前诗歌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唐以后诗发展变化的开路人，后世诗的理性化、技巧化、破碎化、琐细化倾向均在这位被后世诗人称为宗师的诗作中开了头。——近体诗的出现，实际上是在追求诗歌向形式化、理论化、方式论发展。这原本是好事，然而却离感性直觉的时代更远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元好问才有“豪华落尽见真淳”的感叹，这是一种希望诗歌返璞归真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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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则大量以文字为诗，大讲理性化与技巧化，元白则大倡俗化，孟贾技巧化更浓。入宋以后，诗人们更加喜好论理，词的兴盛又分担了诗原来抒写个人情思的任务，于是诗歌在理性化、技巧化、议论化的坡道上愈滑愈远。——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技巧为诗、以理趣为诗，其心理机制是建立在“载道”“功用”基础之上的创作追求。元白的俗化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追求诗歌感性化、大众化、性情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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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等人的结论主要来自于对两汉基于自发创作的民间古诗与魏晋后基于自觉创作的文人诗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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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染汉人风气”实质即指保持着当时满人游牧生活与自然相儒以沫的素朴本性，因而其词作浑朴完整(如《敕勒歌》)，与中原文人诗词有别。由此古诗的作者们率情抒发自我，倾泻自我，一唱三叹而不会究其文辞之精工、句法之对仗、声律之韵谐，更无意蕴的如何浓缩包裹与精雕细刻等诗观诗法，而且恐怕这些诗一旦成为文字并且又经历史反复而长久地筛选上了史书，早已不知经过了多少文人无数次加工了。——愚以为，王国维对纳兰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能完全否定纳兰受汉人风气影响。纳兰词之所以感人，一则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和性格，二则因为纳兰诗词是主情的，其实纳兰词还是具有很明显的文人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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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旦进人文明社会，人类思维一旦从原始的非对象性思维过渡到主客分开的对象性思维，便已注定有成为“感伤的诗人”的可能。——进入文明社会，就意味着人类朝规矩化、理性化、模式化、深刻化方向发展，可能带来的是文人们更加因现实的失落而否定现实的现象，因此“感伤的诗人”就会大量出现。所以，文明发展不一定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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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思维更讲求物我合一、兴会契合、感悟直觉，以达到整体上浑朴自然、空灵剔透，所谓“未尝不读书，不穷理”然而又“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境界，这种思维机制对思维的浑一性有特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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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民间“诗人”，自觉的文人们则深受儒家道统观念的习染，抽象思辨的熏陶，禀承“文质彬彬”、“兴物”、“比德’等诗训，思维机制与村夫野老大有不同。文人作诗以前，已经陷人“什么是诗”的先验结构中，已经有诗的观念、诗的法则横在眼前，因而文人们的诗性思维更倾向于一种分裂性的思维，即一种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感性与理性相分裂的思维。正因如此，他们既可进行所谓形象思维，又可进行所谓抽象思维，故无论在两者何者为主导时，均潜在着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意蕴、意象与文辞等诗性思维要素的裂痕，其出于形象思维的诗作只能说达到了上述因素的统一，而非自发的民间诗人的思维的同一、浑一——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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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自觉、文论的兴旺本身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渐趋分裂，人一旦主观意识到需要自然，实际上已经不再自然，意味着人要在感性与理性的对抗中去求统一求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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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理论好文章。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思维变化从而推动文艺走向的角度来论述，实质上也是人类思维从质朴感性时代走向理性深邃时代在文艺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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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岭崔嵬峡谷深，危岩一栈且登临。 凭空断喝惊飞鸟，遁迹消声不复寻。——《登鹫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