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灼《碧鸡漫志》的歌曲史研究兼及宋人的诗乐观念

扬之水

从程序看，“以辞定乐”是先有辞作，后据辞谱曲，这需要文人与乐工的分工和合作。故乐工度曲，当从属于文人的文辞。文人主导和程序上辞作的优先，既反映了文人与乐工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反映了二者的关系。由于唐时曲子词渐兴，胡夷里巷之曲渐成时髦，文人作词不得不依从乐工曲调来考量其平仄声韵，以求合乐。从这一角度看，“诗言志，歌永言”思潮在宋代的复兴，实质上是文人雅士力求恢复其音乐活动之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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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咏”是宋代出现的新风尚。它既不同于唐代的“乐府”，也不同于唐代的“声诗”；不同于“乐府”，是宋人想恢复“诗言志”之“古歌”创演传统，不同于“声诗”，则是宋人想与“胡夷里巷之曲”划清界限，以追寻周代“雅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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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吟诗”，与“诗言志，歌咏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古歌”传统的宋代表达。而宋代“唱曲”，则与“吟咏”相对，多由乐工伎人为主，流行于街陌里巷，所唱声调以曲声为主，依从曲调旋律和歌唱者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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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诗”和“唱曲”的存在，表明宋代古今歌曲不同演创传统的对立，以及雅俗不同社会身份的对立。双重的对立，既与“歌曲”的历史传统有关，也与“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宋代“歌曲”不同于唐代“乐府、声诗并著”，而形成宋代自己独有特点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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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作歌之初，歌无定句，句无定声，并非像宋代这样要考虑曲调节拍。古人认为节拍只是自然之度数，因事之感，发而作诗，抒写心意，喜怒哀乐，随意而作，意尽而止。歌曲既无字句数量之限制，亦无固定的声调。而宋人所作曲子词是依据曲调节拍来填词创作，致使“今音节皆有辖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辄增损”。也就是说宋人作歌，其音节曲调皆有一定的程式规范，都定句定声，一字一拍，力求曲调与字声的完美结合，具有很高的格律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