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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博尔赫斯许多年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一直订阅《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先后刊载了两篇他的作: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和《聊斋》序。
《交叉小径的花园》是后现代主义作品,笼罩着一种神秘主义色彩。我读得迷迷糊糊的,看不大懂。
《聊斋》序,是我崇敬的赵振江先生译的,好读。
不管懂或不懂,我对博尔赫斯还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他的小说与序,都与中国有关。小说主人翁是堕落成德国间谍的华人,英国特工正在对其全力追捕。
《聊斋》序,则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理解。
于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名字始终在我的记忆里时隐时现。
后来,海明威来了,马尔克斯来了,福克纳也来了。在这些炫目的巨人的背影里,于我,博尔赫斯好象愈来愈淡远了。
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好象有这么一首歌。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图书展销会上,看到了《博尔赫斯文集》(三巻),我便毫不犹疑地买下了。不过,买是买了,却束之高架。那次展销会,我大约一共买了2000多元的的外国小说与散文,命运大都也与博尔赫斯类似。后来,我系统地读了昆德拉、卡尔维诺。当然读的最多的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一度的最爱读者欢迎的外国图书,每年都要翻译出版几十册。只要我买到的,都读了。最后,却卡在德国女作家的一本《天使之城》上了。直到最近,我想从书中寻觅舒乐安定时,才打开了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却有辱使命。不仅与睡眠无补,而且经常读而不眠。
博尔赫斯是天才,是神童(他却不像那些中国式假造神童)。他六岁时,就用英语写出了希腊神话手册和第一个短篇故事。
他一生都渴望了解中国,到中国走一走。他却最终没有成行。
博尔赫斯的遗孀,一个日裔女子,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
他想去印度和中国。他对这两个国家缺少直接的了解。特别是他曾经阅读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及有关道教的书籍。
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下博尔赫斯的一些话。
他在《聊斋》序里写道:
明智的孔夫子的《论语》劝我们要敬鬼神,但紧接着又说最好是敬而远之。道教与佛教的神话已使这千年古训有所减弱。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讲迷信。它所产生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巨著——如《红楼梦》,我们讲谈到它——都有大量的怪诞成分,而正因为它们是现实主义的,人们并不认为那怪诞是不可能与不可信的。
《聊斋》在中国的地位,犹如《一千零一夜》之在西方。
与埃德加·爱伦·坡和霍夫曼不同,蒲松龄并不以其所叙述的神奇而令人叫绝。他更让人想起斯威夫特,这不仅由于其寓言故事的怪诞,更由于其叙述风格的简洁、客观和他的讽刺意图。蒲松龄笔下的地狱使我们想起克维多笔下的同类境域。它们是昏暗的、受行政管辖的。那里的法庭、侍从、法官、书记在受贿与官僚主义方面比人间任何年代的原型都不逊色。读者不应忘记,由于其迷信的性格,中国人是把这些故事当作真实事件来阅读的,因为对他们的想象力来说,按照占卜者的说法,上界是下界的一面镜子。
博尔赫斯在他的一篇《论古典》里说:
《易经》,叙述了六十四卦……孔子向弟子们宣布,如果天假以年,多活一百岁,他就要用一半的时间来钻研讲述《易经》。
博尔赫斯也有一个中国梦,一个没有实现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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