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琐忆 胡迎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北戴河

父亲琐忆     胡迎建

1960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局势顿现紧张。有一天夜里，星子县教育局领导向全校（星子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师生传达中央文件，我父亲与母亲都被禁与会，父亲叫我去偷听传达。我隐隐感到，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共产党不信任的人物。

那时学校时常要学生填表，需填家庭成份，父亲说要填地主成分。这使我小时候心灵蒙有羞于出口的耻辱，从此，家庭成分就象黑锅背在我身上。从父母那里得知，我老家益溪舍曾有十六亩土地，土改初划的是中农，土改复查时改为地主，遂牵连二代人。后来听我初中数学老师说，她家在蓼花乡，仅五亩地也划为地主。

父亲1945年8月毕业于国立十三中，1946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在星子中学教书，曾报考中央大学，未考上，便由安徽军医院院长、姑父刘孟郡介绍，到国防部联勤总部84医院（今樟树市内）当了半年政工干事。做这半年事，为自己一生留下了历史污点。

1965年，我升入星子县中初中部，父亲在县供销社作主办会计。有一次父亲说：我们的子女再会读书，将来也上不了大学，你以后就跟我学做会计。我嗯了一声，心却想，一辈子在星子做会计多乏味。我将来要读大学，到外面做事，把父母接外地享福。

文革伊始，我母亲被揪斗，戴了漏划地主的帽子。说是解放前几年，父亲在外，母亲嫁到胡家，虽有祖母在，但患偏瘫，一定是母亲当家，应戴地主帽子。我全家一度被赶出门，让人挖地三尺，唯恐埋了变天账，哥哥被反剪着手吊起来。一天晚上，父母将家藏的祖父瓷象等文物全抛到医院南面的水塘里。

父亲也作为“漏划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戴上了国民党军官的帽子和用铁丝绕成的眼镜圈游街。次日，父亲跪在批斗台上，被人打得眼青鼻肝。家被反复抄过，一天半夜，县供销社徐贤达带了一班战斗队来我家，把砖砌的灶台也翻了，看看有无罪证发现。滑稽的是，第二天，这位革命者也被揪出批斗。

当时父亲在县西山气象站一带种了菜园，都是他在一排排坟墓之间开垦出来的，种得最多的是棉花，因为棉花收购价较高，比较合算。夏日，我们常顶着强烈的太阳光去摘棉花，早晚挑粪浇水。有一次，父亲用小玻璃瓶装了九十元钱，带我去埋在棉花地，并作了记号，后来差点刨不到，到处挖，才找出来，又埋到坟墓旁边一一棵树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家反复被抄，怕这点卖棉花的钱也被抄去，埋到野外才放心一些。

我对打打杀杀的文攻武卫不感兴趣，就退避三舍作逍遥派。父亲为我找来字帖，一本是楷书柳体，一本是草书《千字文》，买来毛笔，要我在家学写毛笔字。那时羊毫笔很便宜，但好的少，狼毫笔大号、中号贵，小号还算便宜，于是我用羊毫写大字，用狼毫写小字。父亲的书法很好，在县城公认排名第三。我初写时，整个字的结构总向右上方倾斜。有一次父亲下班回来，见状勃然大怒，一巴掌打过来，我顿时眼冒金星，我从此临摹再不敢苟且。有时父亲带我去他单位，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有时父亲为母亲写申冤书，要我代为抄写。

我曾与一同学在县工会图书室偷了一批图书，有小说、散文集，均是解放后出版的书籍。父亲发现后，又一批批将其卖给废品收购门市部。他担心抄家时被发现，给家里带来祸害。他还觉得，对我们而言，读书再也没什么用了。多年以后，我在型砂厂劳动，他劝我不要光看古人的书，要学一些社论文章，说这些东西还有些用，古人的书，读了没用。

父亲生性高傲，善于讲谈辩论，但脾气急躁。历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父亲变得几近惊弓之鸟，在外特别谨小慎微，从不多言，所以一直没有把柄被人抓住。只有一次，当时被管制的舅父徐奠磐从关押中逃出，先到星子，父母留他一晚，被人告发，反复作检讨才过关。文革期间，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预言对他会有什么动作。有的预言是对的，有的是过于着急，有时是近于钻牛角尖。

我下放在隘口公社大鹿湾作知识青年时，常参加大队举行的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大会。批斗之后，便有人高呼“地主富农子女滚出去”。我内心打鼓，是否自己也要走出批斗会场，幸好另有一下放干部，他家里也是富农成分，他不走，我也不出去。

我们知青点有个知青，本是造反派参军，后被开除回来，其父作为漏划的工商业兼地主在城里挨斗，他却在乡下打地主富家以表现自己进步。我对此很不理解，这种事我做不来。当时一个生产队长，见我劳动卖劲，人又诚实，说要让我做赤脚医生，后来有人到县里，得知我父母均为三查对象，只好作罢。星子县城东有一座梯云塔，当时县革委会指挥一批三查对象，腰绑一条绳带，爬上塔，硬是将七层宝塔一层层折毁。塔上的厚砖是以糯米掺石灰粘合的，非常坚硬，竟被铲开，废物利用，用其砖块建成县剧院，当时是作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用。星子县是江西省两个“大寨县”之一。

1971年，我上调到石粉厂，其时父亲已解放，被安排在食杂品公司商店当营业员。我学了点儿广告宣传画的画法，父亲要我为商店大橱窗画广告，有四特酒、李渡高粱酒等图案，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久，哥哥也上调到九江搬运公司。父亲开始为我们的婚事着急，当时有工作的女性，难得瞧上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记得父亲曾到乡下为哥哥找过一袁姓女子，未谈成。

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战战兢兢挨过一年，1972年4月被供销部门开除公职，遣送原籍都昌苏山益溪舍劳动，不戴帽子，以工分自养。没有了工资来源，他伤心恸绝，计划把两个弟弟也带回老家种田，但母亲不同意，说一旦下去，再想上来就困难了。这年春天，大板车将几件旧家具载到船码头，一只小帆船，载着父亲与送行的供销社副食品公司黄主任与我三人，在波浪间颠簸而行。到了都昌苏山公社马鞍山，村里人安排了一些人帮着把家具行李挑到益溪舍村，我则乘船返回星子。

父亲在乡下独自一人劳动，有时看守瓜棚，有时在工地上帮助煮饭。一有机会请假回县城，他的第一要事就是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上访。办公室主任姓万，原粮食局的局长。父亲每次带着乡下的土产万主任，他都说些模棱两可的敷衍话，让人觉得，他在尽力办，事实上却很难，弄得只好一次次送礼，一次次失望与企待。其实，大环境未改变，万主任也帮不了什么忙。

因父亲的牵连，我于次年春也被发落到型砂矿劳动，理由是石粉厂产品难销，不需要那么多人。我在石粉厂是守纪律、有文化的青年，却被排除出去，不禁放声哭了一场，醉倒在欢送宴席上。

在型砂矿，我受到最繁重体力劳动的折磨，自卑而情绪低落。为了调到县城一家新创办的工艺厂，我在回城休假时，不止一次晚上徘徊在轻工局领导的窗外和县砂石公司领导的窗外，因为公司领导不同意放我走，说那么多贫下中家子女不调，怎么能调地主子女，我真恨不得用一颗手榴弹与那一家子人同归于尽。文革中，凡出身不好的人，无论多么渴望求知上进，但周围环境还是要视他们为异类，受到歧视者，失去前途。我们一家人也不例外，见到共产党员，往往畏而远之。我对父亲有些埋怨，怪他不为我找人。有一次夜深二点醒来，我发觉父亲没有睡，坐在那里发呆。从此我理解了父亲的难处。我学写旧体诗，也始于此时。我不懂平仄，父亲告诉我，音读得上去为平声，读不上去为仄声。这两句话点拨了我。

四人帮倒台，高考恢复，大姑母鼓励我报考，父亲则半信半疑，不相信有这样的好政策。当时单位不同意我投考，父亲叫我去找县教育局长胡华桐，临考时才获单位批准。但此年落榜。次年再准备，临考前几天，父亲将他上班的菜市场腾出一角，让我在那里复习，其时天气炎热，父亲用凉水把地面淋湿。那年本科线340分，我考了350多分。一些人已经拿到本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通知书却没有任何音信。我急得患了大病，父亲打听到省高招办设在景德镇，心急火燎乘班车赶到那里，找到县教育局长彭青云。彭答应帮助录取到九江师专，但这不是我的心愿。为了脱离苦难的砂山，虽不乐意，我还是去了。

那年我与妹弟均考出了一定的水平，在县城传为佳话。此事改变了父亲的工作，1978年8月被调任星子县中教书。父亲不再被视为一个普通职工，精神抖擞。校领导让他挑选教语文还是英语，他选择教英语，认为语文谁都可教，而外语可因难见能。随之而来的是紧张的备课，常常忙到半夜，其时是知识份子扬眉吐气的年代，尽管艰难，父亲内心充实，情绪是愉悦的。

我在九江师专读书时，有一次被小偷偷去钱财衣物，父亲闻讯后，急赶到九江探望。当时他身体不好，我陪他去一家医院检查了身体。1981年夏，父亲参加了高考命题组，在杭州的命题工作完成后，还到绍兴游览一回，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出省观光。

1983年底，父亲退休了，我劝他写写毛笔字，颐养性情，但他未能坚持，而是养鸡种菜。一年后，县长段德虞嘱我将父亲聘至县志办，从事县志的编纂，负责建置沿革、商业、财政金融等卷的统稿工作。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省古籍办工作，计划写一篇星子出土宋版书的考据文章。急于看到我出成果的父亲，到县文物站，恳求借出此书，送到南昌让我复印。但我并不领情，反怪父亲不必为我的事情操劳奔忙。父亲于次日返回星子，我心中难过，后悔不该责怪父亲。

1990年《星子县志》出版后不久，父亲即患柏金森综合症，时常叫头痛，但他意志还是异常坚强的，在病榻上写了二十多首诗抒怀言志。其《病中》诗云：“药到病难除，怕死不丈夫。天数既定矣，何必强留乎？”又有《偶成》：“妻子可怜耳深聋，我瘫不动若龙锺。相看默默各流泪，多情言语却难通。”最能说明他个性的的是《无题》诗：“性嫌阿谀憎奉承，生平惹得路难行。多年革命被限制，四载牛栏见实情。运转瀛寰人德改，成林子女各能行。眉须斑白阳光暖，恶疾罹身人不惊。”父亲坚强地熬到八十三岁。父亲一生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留下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品德、为人，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北戴河

遥祭六姑妈    陈仁德（重庆诗词学会副会长）



    今天下午4：26分，我正在报社值班，堂弟渝德从西彭打来电话说，他刚接到老家的消息，六姑妈在20分钟前去世了，享年81岁。刚放下电话，琳姐的电话又来了，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不得不相信，父亲的最后一个同胞已经永远的离我们远去了，至此，父辈七个兄弟姐妹已经全部谢世。

    这是我们家族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在昨天，我和琳姐还在电话上约定，春节一定要去乡下给六姑妈拜年。没想到，就在春节还有最后几天就到来的时候，她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思之曷胜悲痛。

    六姑妈叫陈懋蘅，是我爷爷的幺女，可谓出生名门。很小的时候，六姑妈就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她的女红技艺十分精巧，剪裁缝纫挑花绣朵无一不精，那时没有听说过缝纫机，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我的几个姑妈自己手工缝制，所有的枕套帐檐都是她们自己手工刺绣，那真是美丽，现在看来全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了。六姑妈的手艺非常好，我还记得，小时家里吃面，不管是面条还是馄饨（我们那里叫包面），都是六姑妈用擀面棒擀成一张张像纸一样薄的面皮，再叠在一起切成的面条或者馄饨皮，面条又细又软，馄饨皮又匀又薄，比起后来那些机器压的好吃多了。一大家人，至少十多个人吧，六姑妈从合面到下锅，好象并没有要多少时间就全做好了。

    有谁愿意相信，像六姑妈这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一生的大部分岁月竟是在悲剧中度过的。那个荒唐的时代，强加给了她过多的苦难。

    在六姑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爷爷就将她许配给了天堑乡著名绅士陶华轩的儿子陶奎，陶奎一表人才，刚从朝阳大学毕业回家，在一所小学当校长。陶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陶华轩有三个弟弟，叫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对这样的门第，我爷爷当然是满意的。陶家也为能和我们家联姻而高兴。

    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开始成为阶下囚，我的幺叔从重庆写信给我爷爷，说六姑妈的婚约应该作废，不能嫁到陶家去，否则要受罪。我爷爷却听不进，他是饱读诗书之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可失信于人，硬是在1950年正月十二那天将六姑妈嫁给了陶家。那年六姑妈23岁，从此，六姑妈就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1962年，我爷爷在临终前流着泪在遗嘱中写道：“今已无可奈何！惟有死后坐十八层地狱以抵罪耳。”

    六姑妈嫁到陶家的当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恐怖已极的运动便杀气腾腾的开展起来了，他们家的所有财产被抢夺一空，民兵们拥到他们家去分胜利果实，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六姑妈结婚的陪嫁包括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被搬走，他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剥下来，就连泡咸菜的坛子都不放过，最后连尿罐都拿走了。陶华轩老大人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和一座很气派的生茔，也都成了民兵们的胜利果实。

    这还不算，接下来就是极其残酷的斗争。

    民兵们把陶华轩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陶老夫人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陶老夫人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我六姑妈和全家人被强行押在旁边看，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抹泪。

    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六姑爷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就给天堑乡的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他和乡长有旧情。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六姑爷就这样被撤消校长职务开除回家了。民兵们硬要六姑爷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六姑爷是知书识礼之人，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呢，但是民兵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六姑爷和六姑妈偷偷地相对痛哭。

    陶华轩老大人，还有叔公陶馥轩和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被押到乌杨镇关起，天天吊打。这时已经快要过年了，六姑妈和姑爷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消息，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事前并没有告知他们三人，只是叫他们背着铺盖卷沿河边走。临近神溪口时，远远的看见河滩上搭起了公审台，陶华轩老大人一下就明白了，不禁仰天长叹：“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啊！”随即父子叔侄同时罹难。六姑妈和姑爷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看着父亲、叔叔和哥哥无端横尸江头，六姑妈和姑爷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这年春节，六姑妈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六姑爷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而且是很顾面子的人，六姑妈也是大家闺秀，过年的时候双双去走村要饭，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六姑妈的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死去。

    1961年，六姑爷在特大饥荒中饿死，丢下六姑妈和只有几岁的儿子——我的表弟陶新明，那时我六姑妈才34岁，许多人给她做媒都被她坚决的拒绝了，她就带着幼小的孩子艰难度日，我爷爷在日记中对六姑妈有这样的记述：“蘅女过河来，谈及该区队伙食团已经停止吃红苕，每人每顿只供应荞子二两。此子鸠形鹄面，桔瘦如柴，情实可悯。”“蘅女每日抱病劳作，又出夜工，没有休息时间，情实可怜，此子将死于是乡矣，一叹！”

    我爷爷是1962年7 月逝世的，也是死于饥饿。5 月1 日那天，他已经不行了，他坚持着翻开已经写好的遗嘱，用战抖的手艰难的握住笔，在后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补抄》：“衡女身体不强，无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饥寒之险，在所难逃。我死之后，希望嫂嫂和内侄们大力照顾，我也得瞑目于地下也。1962年5月1 日写。”我每次读到爷爷的这段血泪所成的《补抄》，无不为之感伤。

    生活上的艰辛已经难以忍受了，然而更可怕的却是政治迫害。六姑妈是1950年结婚到陶家的，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应该以1949年以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定成分，六姑妈是无论如何也划不成地主的，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有这么怪，他们硬是把六姑妈定为地主成分，而且“享受”地主的政治待遇，什么训话呀斗争呀苦役呀，一样都不少。那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六姑妈就冤枉当了几十年地主，表弟陶新明当然从小就“享受”了地主崽的待遇，在歧视中长大，成了文盲一个，除了种田什么也不会。

    我伯父还在我爷爷之前就饿死了，爷爷死后，我父亲和我幺叔一直牢记着爷爷的遗嘱，尽量照顾六姑妈，但是，在漫长的恐怖与饥寒交织的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又能救六姑妈出水火呢，父亲和幺叔也只能尽力而为。2003年，父亲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脑中风刚刚好转后，坚持要到乡下六姑妈家里去度过自己的87岁生日。到六姑妈那里有很长一段山路不能通车，我们是请人将父亲背过去的。父亲和六姑妈一见面，两人都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我们劝了好久才劝住了。那天天气晴朗，我们把酒席摆到屋外的院坝里，大家一起向父亲和六姑妈敬酒，真是喜气洋洋。谁也没有想到，历尽无数苦难后，父亲和六姑妈都是如此高寿。

    2005年冬天，父亲去世了，我们在电话上将噩耗告诉六姑妈后，六姑妈当即失声痛哭，要下山渡江来奔丧。那时六姑妈已经很衰弱了，我们害怕她到灵前承受不了痛苦，就没让她进城来，结果她在家里哭了几天几夜。现在想起，还是应该让她来呀。

    去年回家过年，初二上午，我就和储兄瑜妹一起，过江登山，去给六姑妈拜年。她看到我们高兴极了，忙着和新明一起去做饭款待我们。新明50出头，满手硬茧，头发花白，还好，他儿子熙忠再没当“地主崽”，从商校毕业后已经在复兴镇工作多年。我们去了一会，他就骑着摩托赶回来了。这孩子知道他奶奶一生辛苦，对奶奶很孝顺。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六姑妈，临别时，她老人家坚持沿着窄窄的田埂走了很远来送我们，一边走一边说：“我这些内侄儿好啊。”

    本来说定了2006年农历六月初五我们一起去给六姑妈拜寿，那天是她八十大寿，结果到了那天，我却远在康藏高原的路上，失去了给她拜寿的机会。

六姑妈永远的走了，我倒真的希望有传说中的阴曹地府，那样的话，她就可以和六姑爷,和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他们相聚在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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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朱守中原是上海某师范学校副校长，因反右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宁夏中卫县中学任教。四清运动中，朱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常有反革命言论，诸如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他们这样做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等等。一打三反中，朱守中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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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州雨梦

往事不堪回首！

北戴河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17-4-25 19:17
往事不堪回首！

说出你的故事吧，往日的苦行者，但应像司马迁一样，虽然他是被汉武帝判了宫刑，对西汉王朝的历史记载还是客观公正的，以一己之私奋不能否定历史。

五云山人

北戴河 发表于 2017-4-26 08:02
说出你的故事吧，往日的苦行者，但应像司马迁一样，虽然他是被汉武帝判了宫刑，对西汉王朝的历史记载还是 ...

还沉醉在文革中？

半山楼主人

一,国事请慎言;二,今天來谈历史上的事,不能脱离当時的政治背景;
三.请注意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最近的一个讲话;

叶秀嫦

欣赏佳作，文笔隽秀，博识豪情、寄意深远。

叶秀嫦

情逸思飘、音韵自成、气畅志远，学习欣赏。

叶秀嫦

意象生动，切题入味；蕴藉含蓄，余韵耐品。

扬之水

拜读时代心酸故事，回味那个特殊的年代，感慨万分。“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