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所用的韵书 刚刚编辑整理

许传刚

说明  我喜欢搞考据，但本文我没有做这个工作，只是把几种笔记整理编成一个资料，供给需要的人。其中有的内容估计许多人没见过，历朝科考韵书恐怕也没有我介绍得这么详尽的。至于资料内容正确与否，不要凭空判断，最好拿出确凿证据来证明


                                                 科考所用的韵书                刚刚编辑整理
       正式的科考从唐朝开始。唐代科举考试用当时通行的《切韵》作为考试用书，《切韵》成书于隋仁寿元年（公元 601 年），分193韵，反映的是隋代至唐初时期汉语的语音系统。由于它既保存了一些古音，又参考了当时南北方音，朝廷遂以此来作为评判科举考试中士子诗赋用韵的标准。《切韵》是每个考官和士子必须严格遵守的、最具权威性的韵书。《切韵》是一部意在审音辨韵、规范读书音的韵书，它是实际语音的反映，《切韵》音系的语音系统尽量从分，韵目繁多，不利于士子选词押韵的实际需要，写诗很受拘束。唐初朝廷接受大臣许敬宗等建议，规定有些相近的韵部可以“同用”，也就是说不同的韵部被注为“同用”的， 则可以把它们当做同一个韵看待，比如先、仙、删、山之类就可合并，合并之后，《唐韵》由206韵变成 112 韵。此后，后代无论时代相隔多么久远、实际语音变化有多大，都遵循着《切韵》所反映的中古语音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继承，既不打破中古语音系统，但不是一成不变，在同用独用例上便可有稍许变动。也正因为局限于微小变化的继承，韵书与现实语言慢慢脱节，越到后代越显得遥远。
      北宋于960年立国，宋代初期的40年，科举考试仍沿唐制，到1007年颁行《景德韵略》。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对《切韵》进行校订，并改名为《大宋重修广韵》。《广韵》的修订目的在卷首交代得很清楚， “悬科取士，考核程准，兹实用焉。而旧本既讹，学者多误。”而几乎与《广韵》同时成书的《广韵》略本《景德韵略》，择取了《广韵》中的常用字，合并了同用的韵部，专为科场服务，便于士子学习查检。
       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朝廷又组织力量编纂了《集韵》，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编成景佑《韵略》，即俗称的《礼部韵略》。《集韵》共收录韵字53525个，而《礼部韵略》则只保留9590个常用字。从景佑四年直到宋朝灭亡的两百多年里，《礼部韵略》一直是科场不可或缺的考试用书。因为由国子监统一刻印颁行，所以人们又称之为“监韵”。《礼部韵略》原有206 韵，功令允许窄韵同用，并韵后只有117 韵，后又允许13 处临近韵通用，这样就大致接近一百零六韵了。这种关于临近韵部通用的规定，主要是为方便士子作诗选字的需要，同时也是顺应实际语音的变化而作出的灵活处理。当然，《礼部韵略》是沿用了隋唐《切韵》系语音系统，与实际语音有较大差异。宋代的韵书编纂为后世诗韵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金代的的科考韵书是金人王文郁的《新刊韵略》，王文郁正好也是山西平水人，其书因此也称为《平水韵》（全称为《平水新刊礼部韵略》）。王书于金正大六年（1229）初刊，分韵一百零六部。钱大昕在《与谢方伯论平水韵书》中指出：“（刘）渊所刊者，殆即文郁之本，或失其序文，而读者误以为渊所作耳。”并据此推断：“渊窃见文郁书而翻刻之。”刘渊书刻于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与王书大同小异，只有韵部数不同。刘书分韵一百零七部，王书分韵一百零六部。应是刘渊删除王文郁书前许古序文，又从上声迥韵分出拯韵，变成一百七部，并将书名更改为《壬子新刊韵略》。在学术界普遍认同平水韵出自刘渊的大背景下，钱大昕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钱大昕《十架斋养新录》卷五：“《平水韵略》乃金王文郁所撰，尝于吴门黄孝廉丕烈斋见元椠本，卷首有河间许古序，题正大六年己丑夏。己丑在壬子前二十三年，其时金犹未亡，至淳佑壬子则金亡矣。意者宋刘渊重刊之，故误为渊作耳。其并上下平声各为十五部，上声二十九部，去声三十部，入声十七部，一皆王文郁韵母，如此正与今韵同。 王在刘之前， 则并韵非始于刘渊， 即并上声拯韵入迥韵者亦非阴时夫矣。 ” 刚刚按  王书比刘书早23年。
       元朝，汉人实际上亡国，官方文字是蒙文。至元前用的是畏兀字，至元（1269年）颁布新蒙文字八思巴蒙古字。元人败北后仍以畏兀字为基础，改造为今蒙文。因此元朝科考用的是蒙元所编订的《蒙古字韵》，由于语音演变的原因中国北方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代所编的《蒙古字韵》仅存15韵，距离唐宋的206音韵体系甚远。当然不是汉人的韵书。此书在明朝被销毁，已无人知其原貌了。元末《中原音韵》是从元曲中归纳整理出的韵书，所以说是作曲主要参考的韵书。但是它既然符合北方的实际读音情况，自然也会用到诗方面，明朝自洪武开始禁止使用《中原音韵》。这时刘渊的《平水韵》也印出来了，因此当时有三部韵书在使用。汉文化的同化力量是巨大的，蒙古贵族、色目人也有学习汉诗词的，因为自古以来，除了科考规定，民间选韵一向自由，他们用韵可以平水韵、也可中原音韵、也可切韵。
       明代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旨编著《洪武正韵》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唐宋音韵在长江以北多失正，命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正之，七十六韵，洪武十二年，再编而成的八十韵本的《洪武正韵》正式完工，最后把孙吾与所纂的《韵会定正》更名《洪武通韵》，命刊行。《洪武正韵》反映的是明代中原雅音的“读书音”。与实际读音还是相差很远，所以朱元璋多次表示不满，反复要求修改，但就是因为继承中古音系统的原则，结果每次都失败，但与今普通话的距离比《中原音韵》更近。在这点上，朱元璋是值得敬佩的。其时离元末周德清编《中原音韵》（1324）仅隔51 年，如果没有特别的政治、社会等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洪武正韵》当与《中原音韵》无甚大别。然而事实是《洪武正韵》音系不仅有异于《中原音韵》，反而与具有“清浊上去入声”之分的“沈韵”、“等韵”相符。保存全浊，这都不符合‘中原雅声’”，但其《序》偏偏说：“以中原雅音为定”，这又自相矛盾。《中原音韵》中所言的“雅音”指代的是已深受《蒙古字韵》影响的“全浊声母消失”，明代的“雅音”却是“南京音”。要论地理位置，大都和南京都不能算作“中原”之代表地，二者都是错误的。
       清代极力贬斥《洪武正韵》，不许再翻印。康熙四十三年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 76 人奉敕编纂《佩文韵府》，该书以康熙皇帝的书斋名“佩文”命名，在内容上以元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凌稚隆的《五车韵瑞》为基础，做了大量的增补和调整。全书一百零六卷，共收字10252 个，按平水韵分106 韵，《佩文韵府》严格的遵循着平水韵系统。随着乾隆二十二年科举考试加试五言诗后，《佩文韵府》及其简缩本《佩文诗韵》成为科场的用韵标准。平水韵的形成和发展，是科举考试诗赋取士制度的必然产物。它的并韵，只是为了便于士子自由选字押韵，它参照前代韵书的独用同用例，简单的将二百零六韵合并成一百零六韵， 并没有语音上的合并。平水韵虽然离实际读音越来越远，但由于它是科举考试和文人作诗用韵的标准，凡作格律诗就必须根据平水韵来选字用韵，否则就被认定是“出韵”，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

北山钓者

很好的资料，考据的很详细。

征服

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赞一个！
网上查到一篇文章，供参考：原文地址：关于《平水韵》渊源的探讨作者：栖牛斋主

            

一一兼与《辞源》"平水韵"条目编纂者商榷

                                                                作者： 冯宝哲

     近体诗使用平水韵大约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令人十分纳闷的是，平水韵因何而得名？最初的编撰者是谁？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有说是平水人王文郁者，有说是平水人刘渊者，还有对孰王、孰刘存疑者。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先刘后王者，《辞源》（1998年版，下同）关于“平水韵”的条目解释即有此论。现节录如后：“宋以前韵书，依据切韵分韵为二百零六部，为了便于作诗叶韵，在二百零六部中或注独用、同用等字。宋淳祐间江北平水刘渊增修《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始尽并同用之韵为一百零七部。其书今已不存。但元初黄公绍《韵会举要》（此处当为《古今韵会》。《韵会举要》实无其书，可能是编纂者的疏误，有一书名曰《古今韵会举要》，系元熊忠著，作者因认为黄公绍的《古今韵会》太繁，而著此书。请参阅《辞源》“古今韵会举要”条目解释--笔者注）即据此分类。同时金人王文郁有《新刊平水礼部韵略》，并上声迥、拯为一百零六部。为元以来作近体诗者押韵的依据，沿用至今，旧称平水韵。”这一段话叙述了韵部归并的演变过程，由二百零六部，而一百零七部，再一百零六部，似乎顺理成章，无懈可击。但是我们如果从时间观念上来考察，便会看出其本末倒置的破绽来。从历史的角度看，宋淳祐间的壬子年，即公元1252年，其时金末帝已于公元1234年为蒙古人所灭，金亡已十八年，何来“同时”金人？或曰此“同时”是指大的时代背景，即十三世纪的大概念，此说似也不通，因为该条目解释给人的印象是王文郁是在刘渊一百零七韵部的基础上并迥、拯为一百零六部的，即刘先王后。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细考王文郁所编之《新刊平水礼部韵略》，刊于金正大六年，岁在已丑，其时为1229年，早于刘渊的“壬子新刊”二十三年，说前人并后人的迥、拯二韵，岂非咄咄怪事！王文郁难道会有先知之明？这样看来先刘后王之说显然站不住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平水韵的源头不是宋人刘渊，而应该是金人王文郁。

    王文郁第一次将原用的二百零六韵部简化合并为一百零六部，其在我国诗词发展史上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王文郁是在总结前人用韵经验的基础上才完成归并的，否则将无法解释唐朝及北宋的诗人用韵为何大体能与平水韵吻合这一事实。我们还应注意王文郁所编《新刊平水礼部韵略》中的“新刊”与“礼部”诸字，书名冠有“新刊”字样，说明有所因袭，并非王文郁首创，因为早于王书五十三年即金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年）平阳人毛麾就曾编有《平水韵》，但只见于书目并未流转下来，虽然我们无法弄清二书之间的异同关系，但可以肯定“新刊”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毛书的。另外注明“礼部韵略”，则说明这是属于官方刊印的韵书，应当说是王文郁按照金朝功令而制定的官韵，是科举应试的工具书，其在当时的权威性是可以想见的。至于为何称“平水韵”？笔者认为，这与王文郁、刘渊甚或毛麾是否是平水人没有关系，如果说通用了几百年并经多个朝代当局审定的官韵，竟以初编者的籍贯冠名，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平水韵”名称的出现，既不在刘渊时代，也不在王文郁时代，如前所述，早于刘书的七十六年前毛麾就编有《平水韵》了。之所以冠名“平水韵”，可能与最初出版时的地名有关，据《辞源》“平水”条目解释“水名。（亦应加注金时县名--笔者注）在山西临汾县西南。......汾水南于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金时于平阳府设经籍所，有官吏主持，印行书籍，所刻书籍称‘平水版'”。由此可知毛麾、王文郁都是金代主持经籍所的官吏，他们所主持修订的韵书以“平水"”冠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对《辞源》“宋淳祐间江北平水刘渊增修《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始尽并同用之韵为一百零七部。其书今已不存”的释义应当怎样理解？笔者认为，这里有三个疑问需要弄清：一是江北与平水有何牵连？是否为归属关系？这二者与刘渊之间又有何联系？二是《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的“新刊”二字说明刘渊的增修必有蓝本，那么，原刊又是什么呢？经官方认可并经礼部颁发的“壬子韵”，因何原因改称“平水韵”？三是为什么被一部分学者尊为平水韵鼻祖的刘渊所编的韵书竟至失传？其实用性究竟如何？

    要解决这三个疑问，不应该忘记南宋半壁江山的特殊环境。先说第一个问题，江北与平水乃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江北并非泛指长江以北，这就如河北并非泛指黄河以北一样，它是专有所指的，按《辞源》“江北”条目解释，应指“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古代一般指唐淮南道，宋淮南路。近代专指江苏长江北部一带。”又据《辞源》“淮南”条目解释：“唐有淮南道，宋有淮南路，治所都在扬州。”可见宋时的江北即指今江苏扬州一带。而平水却在今山西临汾附近，为河东地区。按照《辞源》“河东”条目的解释“黄河流经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称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为河东。”一在江苏，一在山西，两地相隔，何至千里，不仅没有任何归属关系，而且各为其主，江北属南宋管辖，平水先属金人辖区，金亡后又属蒙古人统治。那么刘渊与这两个地域又有什么牵扯？以当时的情况来推测，似乎应该理解为刘渊是在江北的平水人，其籍贯或出生地是金辖的平水，其供职的地方却在南宋的江北，也可能"壬子韵"就是在江北扬州刊印的。再说第二个问题，《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是由刘渊增修的，它的底本是什么呢？按照《辞源》“礼部韵略”条目的解释为：“韵书名。宋景德四年丘雍戚纶所定，今已不存。祐景四年丁度重修，改名《礼部韵略》，五卷。此为科举程式之书......后绍兴三十二年毛晃表进所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现存《礼部韵略》即绍兴增修本”。它的出版时间应为公元1162年，即南宋高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刘渊增修新的《礼部韵略》当以前朝毛晃的《互注礼部韵略》为依据，这是情理之必然。至“壬子韵”与 “平水韵”的关系，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刘渊是平水人，他接触王文郁的《新刊平水礼部韵略》应是近水楼台，而且深受其影响，故南宋皇帝要他增修《礼部韵略》，他除了以毛晃的“互注韵”为底本外，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王文郁的“平水韵”，特别是王文郁把二百零六韵部删繁就简合并为一百零六部，其实用价值也当为刘渊所深知，于是他便想效法王文郁而对“互注韵”进行归并。但是这样明目张胆搬用金朝官韵的做法，在当时是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同的。毕竟金朝与南宋是争斗了一百多年的冤家，除了小朝廷求和苟安以外，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以及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国仇家恨使朝野间爱国志士的民族情感相当强烈，照搬“平水韵”自然会招来剧烈的抵制，于是刘渊只好采取暗渡陈仓的办法，表面上不提“平水韵”，甚至为了表示区别，将其中上声的迥、拯两韵分开，于是便成了一百零七韵，是为《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成了南宋最后修订的官韵。我们姑且简称为“壬子韵"”。尽管清人钱大昕在所著《十驾斋养新录》一书中曾认为“渊窃见文郁书，刊之江北。”有剽窃之嫌，不过笔者宁愿设想刘渊此乃无奈之举，有无道理，只能算一管之见。至于“壬子韵”的改称“平水韵”，恐怕连刘渊本人也不敢奢望，直称“壬子韵”是因为刊出的时间岁在壬子，如称“平水韵”岂不变成了模仿抄袭拾人牙慧，照搬敌对者的官韵为自己的官韵，甚至还会被人视为“叛逆”。但是先进文化的传播是不受辖域归属限制的，并且还可能冲破人们的心理防线，潜移默化使之甘愿接纳。“壬子韵”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它比原用的二百零六韵部确实简单好记，使用方便，于是便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也可能有人已察觉到“壬子韵”与“平水韵”之间的端倪，于是干脆就将“壬子韵”称为“平水韵”，但是出于民族情感却不愿捅破心灵窗户上的一层薄纸，挂口不提其为金人王文郁所编，有的人甚至将错就错，因为刘渊是平水人而把“平水韵”的源头，即归并旧韵部的功劳记到了刘渊名下，这大约有悖于刘渊的初衷。现在再说第三个问题，应当承认刘渊在推广“平水韵”的过程中，客观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如果把他尊为“平水韵”的鼻祖则不符合历史事实。如前所述，前边还有王文郁甚至还有毛麾，他们都应是“平水韵”的先驱。刘渊所编的“壬子韵”之所以“其书今已不存，”刘渊本人的经历在史界也“生平不详”，这些都说明，“壬子韵”的实用价值远不能与“平水韵”相比，“平水韵”在实践中代替了“壬子韵”。于是宋末阴时夫所撰的《韵府群玉》在分韵时即恢复了“平水韵"”的原貌，将一百零七部中上声的迥、拯二部合而为一，又成了一百零六部。据《辞源》“韵府群玉”的条目解释为：“宋末阴时夫撰，二十卷，收字八千八百二十，分韵一百零六部，为分韵集录典故词藻的类书。......金元押韵之书现存者以此书为最古，后来科举考试诗赋押韵即遵用为标准，清《佩文韵府》及通行的《诗韵》，皆以此书为蓝本。”在这种情况下，“壬子韵”便渐为人们遗忘，最后竟至失传了，连刘渊的生平以后也无人能详。这就充分说明了“平水韵”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而“壬子韵”则难以匹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水韵是因最初在平水出版而得名，其最初的编撰者是王文郁。对于这一点，《辞源》“韵书”的条目解释中已讲得很清楚，这一段话是：“金人并《广韵》、《集韵》二百零六韵为一百零六韵，即平水韵”。虽然没有指明具体编撰者是谁？但是其所指金人就只能是王文郁，而不会是南宋的刘渊。

    笔者之所以大量运用《辞源》的有关条目解释来推论《辞源》“平水韵”条目解释的舛误，并非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是想反映出《辞源》作为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其在古典文史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与参考价值。其中九万七千多个条目乃是无数学者呕心沥血的结晶，是辞书编纂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自应格外尊重。但是，金无足赤，学无止境，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容纳一千一百三十万字的浩瀚工程能够不出一点疏漏呢？其中个别条目释义的错谬乃是在所难免的事，完全可以理解，笔者对此并不大惊小怪。对“平水韵”的释义提笔为文予以商榷，目的还是为了《辞源》更臻完善，务请阅者谅察。

寸草晨露

韵书，曾经的仕途敲门砖。
赞功夫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