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广平先生说：“潘啸龙最为缜密详实地考证了《招魂》的作者是宋玉，而非屈原。”(《20世纪宋玉研究述评》《中州学刊》2002 01 P54～59)
从潘先生的《〈招魂〉研究商榷》、《关于〈招魂〉研究的几个问题》等论著看，好像够不上“最为缜密详实”。套用潘先生的话说：读潘先生的论著，颇为先生锲而不舍研究《招魂》的精神所感动，亦为潘先生不拘成说、敢破敢立的勇气钦服。潘先生提出的不少新见，有助于推进《招魂》研究的深入展开。不过也有一些见解，因缺少坚实依据，似还颇有可疑之处，特提出以求教于潘先生，求教于读者。
（一）、司马迁与王逸的分歧
潘先生说：“《招魂》又有《大招》、《小招》之别。现存《楚辞》中，正有被《楚辞章句》序称为‘屈原之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的’《大招》在。当司马迁之时，《楚辞》正刚传世不久，有关屈原作品的篇名尚未确定（如《九章》之名即为刘向所定），则司马迁所读传为屈原所作的《招魂》，为什么就不可能是《大招》？”
潘先生此言实可商榷。
1、先生以《九章》为例，欲论证“屈原作品篇名未确定”。但是，《招魂》是单篇名，《九章》类似于文集名，《九章》之名，既与屈原无关，又与《招魂》不是同类。先生把两者进行类比，与逻辑不合。
屈、宋之《楚辞》，大多数是呈献给楚王的。当时可能是单篇传播。篇名理当是屈、宋自己所定。屈、宋之《楚辞》，流传到司马迁之时大约有两百年了，先生说“当司马迁之时……有关屈原作品的篇名尚未确定……”，但是，并未提出可靠例证。也就是猜想吧？
2、《史记》举屈原作品仅五篇，司马迁为何放着许多屈原作品不引用，偏偏把流传到王逸时也还认为作者“疑不能明的《大招》”列入呢？
潘先生以《大招》换《招魂》，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因为，不论司马迁所读的是《招魂》，还是《大招》，王逸都持有不同看法。即使把《招魂》换成《大招》。王逸依然认为：《大招》作者“疑不能明也”。——这不还是“不顾司马迁之称引”的“妄断”吗？
3、王逸《楚辞章句》对《招魂》作者的看法，与两百年前的司马迁不同，乃是正常的“学术分歧”。至于分歧缘何而起，则有多种可能性，而不只是潘先生所认定的，有明显漏洞的“《招魂》换《大招》”一种。
再说，王逸与司马迁的分歧不只这一处。他在《离骚》序中，把《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改成屈原“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这不也是王逸“完全不顾司马迁之称引”而妄断的地方吗？难道潘先生认同王逸的“屈原未任左徒，只是三闾大夫”的结论吗？
（二）、“《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依据不足
潘啸龙先生说：“否定宋玉作《招魂》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章句》序断《招魂》为‘宋玉怜哀屈原’，并‘调谏怀王’云云，与本文内容不符。因而斥王逸之序为‘无根之谈’。这种辩驳似乎有理，实际上却是推断上的偷梁换柱。”
这里，潘先生设置了“一个逻辑上的稻草人”。因为，确认“《招魂》作者是屈原”的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斥王逸之序为‘无根之谈’”，更没有把它作为“否定宋玉作《招魂》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潘先生把个别人的不妥说法，加给大多数人，这也是广义的“偷梁换柱”。
与潘先生的论说相反，赞同“《招魂》作者是屈原”的很多人，只是要把《招魂》的著作权“归还屈原”而已。例如，梁启超说：“太史公明明认《招魂》为屈原作。然而王逸说是宋玉作。逸，后汉人，有何凭据，竟敢改易前说？大概他以为添上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与《艺文志》数目不符；他又想这一篇标题，象是屈原死后别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给宋玉。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应该从太史公之说，归还屈原。”
比《楚辞章句》早的《屈原贾生列传》中有《招魂》篇。其后，唐初王勃的《春思赋序》曰：“屈平有言‘目极千里伤春心’”。故后人认为《招魂》的作者非宋玉，是屈原，也是有根据之说。潘啸龙先生欲否定这两者，最好能举出实证。没有确证就认定：“至于今传《招魂》(即后世称为《小招》者)，则显非司马迁所读者。”；“《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招魂》是《大招》”；王勃等人的记叙“是诗人们的误记”[1.P35]等，这怎能令人信服呢？
潘啸龙先生说：“只是到了明代后期，宋玉作《招魂》以招其师之说，才开始遭到怀疑……”此说缺乏说服力。
其一，是非标准，与何时“遭到怀疑”没有必然联系。例如，王逸说“《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自汉到明，对此均无异议。与王逸的“《招魂》者，屈原之所作也”一样，后来才有人怀疑，难道不可以吗？问题是怀疑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什么时候都可以怀疑，没有道理当时怀疑也没有用。
其二，潘先生自己也是“怀疑”者之一。只不过潘先生把王逸的“宋玉作《招魂》以招其师”，一分为二。符合其观点的“宋玉作《招魂》”，“决不可能妄断”；不合其观点的“招其师（屈原）”就给以否定罢了。
（三）、《招魂》即《大招》吗？
《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潘啸龙先生也认为：“这是‘屈原作《招魂》’说者最重要的证据。”但是潘先生，承袭了孙作云先生“司马迁所读的《招魂》即《大招》”的观点。
潘先生发问：“传为屈原所作的《招魂》，为什么就不可能是《大招》？”
这样的问题，应该请潘先生自己来解答。可是潘先生一会儿说：“两篇《招魂》，一为屈原所作（或曰景差）……”；一会儿说：“传为屈原所作的《招魂》（即《大招》）”。
潘先生在自己尚未肯定《大招》，到底是屈原所作；还是景差所作的情况下，却要别人提供反证，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
其实，反证就在《大招》的作者“疑不能明”、“或曰景差”之中。
潘先生既然不能排除《大招》的作者“或曰景差”的可能，也就是说存在“大招不是屈原所作，或是景差所作”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下，司马迁所读的“屈原的作品《招魂》”，肯定不是《大招》!
欲肯定“司马迁所读的《招魂》即《大招》”。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要证明《大招》作者，肯定是屈原。——不能“疑不能明”、“或曰景差”。
二要确定司马迁之时“《招魂》、《大招》篇名未确定”。——要举出实证，才能服人。
三要确认现今的《招魂》篇不是屈原所作。——至少要能自圆其说，能解释通《招魂》的文本，或者能找到可靠依据。否则难以超越猜想的阶段。
在这三个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把“《招魂》即《大招》”作为立论的一个前提，其文其论 是难以服众的。
（四）、“引文和乱辞”
1、引文“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牵於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
第一、二行，潘啸龙先生说得很好：“屈原确是‘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的。这在《卜居》所称‘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的二难之问中，在《橘颂》的‘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所反映的人生态度中，都可得到旁证。”
潘先生说“文中的‘上无所考其盛德’，指顷襄王一度牵俗芜秽，故上天（天帝）无从考知他的德行，从而引出他此次射猎失魂之殃。”
潘先生此说，令人费解。
其一，天帝要考察一个人的事，居然“无从考知”?
其二，文中的“盛德”为何替换为“德行”？顷襄王有“盛德”吗？
第三，“从而引出他此次射猎失魂之殃”，依据不足。
第四，若“兼及下文‘帝告巫阳’一节作总体思考”。请问，文中的“上天（天帝）”为何如此“昏庸不明”?既“无从考知他（楚襄王）的德行”，又“欲辅”“荒于淫乐”的楚襄王？
再看“牵於俗而芜秽”的问题。潘啸龙先生说：“‘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则无论如何也套不到屈原身上了。什么叫‘芜秽’？‘芜者荒也，秽者恶也’。在屈原的心目中，只有那些不修德行、折节从俗，而导致人格有亏、行止秽恶者，才得称为‘芜秽’。……又怎会‘牵于俗累’而让自身的品行‘芜秽’！”
把“牵于俗而芜秽”独立出来，有多解性，潘先生的解释，可备一说。若“兼及上下文作总体思考”，那么“牵于俗而芜秽”，解释为“……自身的品行‘芜秽’”就不够融通。再说《楚辞》中还有类似的句子。如：“忍尤而攘诟”（《离骚》）；“遭沈浊而污秽兮”（《远游》）。这些句子都与屈原相关，“无论如何也套不到‘楚襄王’身上”的。“牵于俗而芜秽”可解释为“遭到卑鄙小人横加秽名的阻挠”。
潘啸龙先生说：宋玉“他所作的《招魂》，所招的对象就必为楚襄王无疑”；“开头数句骚体之语，其实是宋玉设为楚襄王口气向上帝的求告，也就是说，楚襄王由于意外原故失魂而病，需要请求上帝解除厄难，辞中的‘朕幼清以廉洁兮’的‘朕’即指襄王。所谓‘廉洁’、‘服义’云云，则不过是为显示自己年青时的曾有‘盛德’。‘牵於俗而芜秽’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因为他荒于淫乐，终于导致了眼前的‘离殃而愁苦’，即失魂而病，所以要求告上帝大加垂悯。”
潘先生的“必为楚襄王无疑”之论，难以自圆其说。
“‘朕’即指襄王”——这与后面“乱辞”中的“吾”是宋玉 首尾脱节。
“朕幼清以廉洁兮……”——与楚襄王对不上号。
“为显示自己年青时的曾有‘盛德’”。——楚襄王有过“盛德”吗？
“眼前的‘离殃而愁苦’”，能与“长离殃而愁苦”等同吗？……
潘先生说：“‘牵於俗而芜秽’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人格有亏、行止秽恶者，才得称为‘芜秽’”。
这里潘先生把“人格有亏、行止秽恶”套在了楚襄王身上；可是又要上帝去辅佐这样一个“荒于淫乐”、“人格有亏、行止秽恶者”！？这岂不是与潘先生所赞同的“‘观万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为君，使贤能辅佐，以成其志’（王逸注）。”自相矛盾吗？
单就“引文”来看，潘先生说的“宋玉《招魂》所招者，自当为顷襄王较合情理”，就已经陷入了不合情理之中了。
2、乱辞
潘先生说：“那年的春天，宋玉曾陪同襄王到云梦游猎，不料却遇上了意外的惊吓。‘乱曰’的开首，即追述宋玉的离家南行……是宋玉由宜城‘南征’的记实。……接着又铺写了曾陪同襄王游猎云梦的壮盛夜景”[1. P39-40]。潘先生还说：“正因为楚王之失魂与云梦射猎有关，而且宋玉还亲身陪同前往，经历了‘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的惊心一幕，他才会在巫阳已经为之‘招魂’之后，进一步抒写自己遥望江水、‘目极千里’江南时的‘伤心’之情，并情不自禁向令人哀伤的江南，再次发出‘魂兮归来’之语以收结全文。”
——潘先生此论，同样依据不足。
“楚王之失魂与云梦射猎有关，而且宋玉还亲身陪同前往”——可能性不大。
宋玉官小职微，他没有资格陪同楚王游猎。潘先生自己也认为：“可以推断此次射猎惊魂，……大体在《战国策·庄辛说楚襄王》所揭露的‘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的那一段时期。”
所以说，宋玉不可能处于“与王趋梦兮，课后先”的“陪乘”位置，那是“州侯，夏侯，鄢陵君与寿陵君”的位置，宋玉与他们级差太大，根本靠不上边。
楚王“遇上了意外的惊吓”而失魂。证据不足，充其量只是猜想。
若是着急为楚襄王“招魂”，“又怎会在‘发理词指，总撮其要’的‘乱曰’中”，把“宋玉的离家南行”等罗列出来，“横添这一节与‘招魂’无关的内容”呢？
为楚王“招魂”，是极为严肃、慎重的事。既然“‘招魂’地点，……是在……郢都！”“在巫阳已经为之‘招魂’之后”，走失的魂魄，就应该回到“身在郢都”的失魂者身上了。潘先生还要宋玉“再次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之语”呢？ 这是要把“魂”往何处引？往江南吗？
说：这是宋玉“进一步抒写自己遥望江水、‘目极千里’江南时的‘伤心’之情”。
假若顷襄王射兕犯忌受惊失魂，那也是顷襄王的“伤心事”。怎么成了不被楚襄王重用的宋玉，要“进一步抒写”的“‘伤心’之情”了呢？
总之，潘啸龙先生的“宋玉招楚襄王生魂论”，文中存在“逻辑上不应有的混乱。同时又不顾《招魂》的实际内容……，试问：如此混乱的推论逻辑和对作品词旨的臆断，反而是有根之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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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5-15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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