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诗学理论

扬之水

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诗学理论

《六一诗话》是欧阳修晚年的一部重要的作品，采用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评论诗歌。《六一诗话》开创了笔记体漫记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的诗歌评论体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批评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为诗话的定位起到了引领作用。

《六一诗话》一卷二十八条,篇幅虽不长,但是包含的诗歌理论非常丰富。主要评论的是唐朝和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诗人。唐代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建、张继、韩愈、孟郊、贾岛、 温庭筠、严维、姚合、郑谷、周朴。宋代有梅圣俞、苏舜钦、苏舜元、刘亿、钱惟演、晏殊、宋祁、石曼卿、郑文宝、谢伯初、陈从易、赵师民、九僧、僧赞宁、许洞、安鸿渐、李文正公、吕文穆公、胡旦等。

    一、“穷而后工”论

针对西昆体的只重形式，脱离现实的作风，欧阳修十分强调诗歌的内容，认为诗歌应该是现实生活的写照。遵从自己诗文革新“明道”的主张，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

欧阳修用自身的实践证明了“穷且愈坚”的道理，两次政治生活的重创，使得他对文学的思考更加深入，因而注重诗人越是经历艰辛越能创作出好的诗歌。第十条剖析了“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证明了作家生活遭遇对创作的深刻影响。大抵诗人的遭际愈困顿，对生活的体验就愈真切，越能够写出不朽的诗篇。在《梅尧臣诗集序》中云: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 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重要理论。他认为诗人的遭遇越是坎坷，内心越是有忧思感愤之情，越能写出工巧的的文章。欧阳修这里所说的“穷”，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穷达之“穷”，而不是指生活上的穷困，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也就是政治上不得志，受排挤、遭迫害，只能隐退江湖草芥山林之间，借诗歌来寄托其济世安民的壮志，抒发其对现实黑暗的怨愤不满，以及忧思、苦闷和压抑。诗人写外在的自然景物，往深层探究可知，这是由内心激愤而抒发出的带有寓意怨刺的诗作。欧阳修认为作者的内心要有所“郁结”，才会有好的创作。因而作品不仅仅是作家思想感情的流露，同时也有其深刻的现实渊源。在政治上处于逆境的人往往能够使他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创作出的作品也能够体现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同时，使他更有充裕的时间去潜心艺术，能更深入的去钻研艺术的表现方法，创作出更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形式。

其实这种思想渊源，在于欧阳修一直探讨的文与道的关系。欧阳修一直主张“文以明道”，认为文章要承载社会的大道，否则会有：“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送徐无党南归序》）的弊端。他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思想，反对西昆体浮华的诗风。他认为到应当彰显现实事实，不应舍近求远，同时也才能解救时弊，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欧阳修并不是轻视文，而是十分重视对文的修饰的。这“穷而后工”的“工”，就包含着他对艺术上精益求精的深深赞赏。他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关系的看法是比较全面的。他既首先肯定内容的主导作用，同时又充分注意到了形式的重要性及其相对的独立性。

    二、“意新语工”论

欧阳修借梅圣俞之口阐发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六一诗话》第十二条: 圣俞尝与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于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所谓“意新语工”者，不仅是指立意新颖、出人意表、语句精炼，而且要求诗作既立意新颖、明白晓畅又含蓄隽永、有余味可寻。这是一种很高的审美境界,也是欧阳修所主张的最高诗歌的标准。

在这段话中,梅圣愈说的“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它是在说，诗人的作品看起来清晰流畅、自然随意、未加雕琢而浑然天成，但实质上都是作家在苦思冥想、千锤百炼之后达到的一种境界。

欧阳修强调的是，这种境界的达成，必须要经过一番磨练。欧阳修在《六一诗话》第四条举了梅圣俞的创作实践加以证明,“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那种闲远古淡的风格是诗人平素苦吟的产物。如此，才可创出立意新颖、巧夺天工的佳句。

“意新语工”的表现方式：“意新”是指语意的新颖、独特，思想的深厚、丰富，在语言之外含有不尽的意义，韵味无穷。“语工”即指上文所谓用语经锤炼后雕琢不涉于浅俗，并且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欧阳修认为要达到“意新”的境界，也要付出一定的努力，经过苦思的过程。《六一诗话》中多次论述到了诗歌的构思问题，欧阳修只有经过精严的构思才能创作出好的诗歌。精严的构思，是思想的锤炼和雕琢，是语言的精准妥帖的过程。欧阳修认为“意新语工”是诗歌要推崇的意境，强调诗歌必须要有新颖的诗境，又要含蓄蕴藉，语言精深。要做到这一点，精严的构思是至关重要的。欧阳修主张艰苦的构思，但是绝非诗人刻意雕琢，以至于艰涩苦深。他对诗人文思机敏的佳句也是同样欣赏的。同时，欧阳修也认为，诗歌虽要“惟意所之”，但却也非随意放纵，是有一定的约束的，思想虽然可以率意，可以随意自由的发挥，要自然流畅，内涵丰富；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约束，也是要符合古诗的创作规则，例如：格律、句式、音节等 规则。

欧阳修认为“语工”的最好方式在于字句的锤炼，欧阳修对于杜甫、孟郊、贾岛这些诗人注意字句的锤炼的态度表示赞成，只有这样才能生动传神。他反对用语浅率粗疏、毫无韵味，主张语言要精练丰富，通晓明畅。只有不断的构思、锤炼，诗文才能成为佳作。

欧阳修主张语言要精工雕琢，反对过于浅俗的语言。赞成用字的凝练、深刻、蕴藉。

    三、风格的多样化

欧阳修《六一诗话》认为诗歌风格不必拘泥于某一种，他提倡风格的多样性。在第十三条说明了梅圣俞、苏舜钦的诗作的风格，虽都是著名的大家，但却是风格迥异，子美豪放奇绝、圣俞深远闲淡，欧阳修对二人的诗歌风格给以高度的评价。诗风虽不相同,但是一样令人叹服,不分优劣。因而诗歌的风格不必拘泥。

《六一诗话》对“白乐天体”虽有微词,但是对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主要还是持肯定的态度。

欧阳修对于前辈学者对西昆诗人的看法表现出不赞同的态度。他认为西昆诗人的诗风虽然存在缺陷，但是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对于钱惟演、刘琨等西昆诗人还是给予了赞同。他认为西昆诗人用的典故并不妨碍诗作成为佳句，也不会让诗句变得晦涩难懂。“语僻难晓”并非是西昆诗人特有的，而是诗人学者的习惯，也是学者的通病。

在《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中他说苏舜钦“少虽尝力学，老乃若天成”。其《试笔》中“李白杜甫诗优劣说”十分推崇李白自然天成的艺术特色，他说：“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欧阳修并不否定艺术上的精雕细刻，也并不否定韩愈孟郊的怪奇诗风，但是他认为最终还是要合乎自然。在自然的前提下，欧阳修对艺术的风格美不主一格，而提倡多样化。他的两位好朋友、诗人梅尧臣和苏舜钦在诗歌艺术风貌上是很不同，苏诗豪气纵横、雄壮奔放，梅诗古健奇秀、平淡清新，欧阳修对他们都很赞赏。由于追求雄豪，从景佑年间开始，欧阳修、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跳出了西昆体诗歌的藩篱，变重情韵为重气格，开始了宋诗有别于唐诗而自具面目的时代。

    四、重视史家的实录精神

欧阳修是著名的诗人,又是史学家,他先后撰写了《新五代史》和 《新唐书》这两部史作。他把这种重实录信史的史家精神引入到了诗学批评当中,在《六一诗话》中隐含了一个史学家独有的史学关怀意识，体现为二:一是注重诗作中引用事实的准确性；二是为普通诗人立传的史家笔法。《六一诗话》的许多条目是写诗人的奇闻异事，对于史实则可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足征信的弊病。《六一诗话》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弥补了上述的不足。

《六一诗话》第一条就是对诗句中有关史实的考证。李昉《永昌陵挽歌词》中“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两句中提到的“三降王”、“五朝上帝”,指出三降王是谁，并且根据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纠正了上朝次数为四次而不是五次。又推测说:“李公当时人,必不缪,乃传者误云五耳。”在考证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究了失误的原因。以历史事实来纠正诗歌中的错误，以求达到用词及用事的准确。他也注重对字句的考证和解释，如“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其中“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 为语助，如“作麽生”、“何似生”之类是也。”对于“生”这一字的解释，也体现了欧阳修的严谨及对字句的准确认识。

欧阳修的史家精神不仅表现在以历史的严谨来创作诗歌的态度，要求符合历史的事实；也表现在他引证诗歌来证明历史的事实。

欧阳修的诗话体现一种闲谈的风格，是专门谈诗的闲话方式，其中也记载了许多史传小说所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他以敏锐的眼光来勘诗，寻找其中有历史价值的史料。

例如第十六则：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传得滕王《蛱蝶图》。”滕王元婴，高祖子，新、旧《唐书》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画录》略言其善画，亦不云其工蛱蝶也。又《画断》云：“工于蛱蝶。”及见于建诗尔。或闻今人家亦有得其图者。唐世一艺之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弹琵琶，米嘉荣歌，皆见于唐贤诗句，遂知名于后世。当时山林田亩，潜德隐行君子，不闻于世者多矣，而贱工末艺得所附托，乃垂于不朽，盖其各有幸不幸也。”可以从诗歌中看出唐代禁宫中的奇闻异事，他从历史的角度去推求诗歌，可以补充正史中的不足，作为后人研究的历史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欧阳修的晚年作品非常注重诗歌和历史的结合，在《六一诗话》的记载中经常可见诗中有历史的史实，有历史的史料，同时也会以历史的方式来表现诗歌，对于字句及诗歌中历史事件的记述要做到精确真实，颇有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味道。

欧阳修一向反对“务高言而显事实”，强调文学的现实性。他认为诗歌应当符合现实的事实以及历史的事实。

《六一诗话》还非常注意为普通诗人立传。欧阳修晚年,看到许多小诗人死后即湮没无闻,诗句亦不得流传,他深为之痛惜。如第九条则云:“国朝浮屠以诗名于世者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第十九条说苏子美兄“诗亦遒劲,多佳句,而世独罕传”等等。他记录这些诗人的笔法,颇类史传文字,如“苏子瞻,学士,蜀人也” （第五条）;“闽人有谢伯初者,字景山,当天圣景之间,以诗知名”（第二十三条） 等等。这种笔法,极似史家之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六一诗话》“体兼 说部”,诚不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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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诗话》开创了笔记体漫记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的诗歌评论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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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用自身的实践证明了“穷且愈坚”的道理，两次政治生活的重创，使得他对文学的思考更加深入，因而注重诗人越是经历艰辛越能创作出好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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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这里所说的“穷”，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穷达之“穷”，而不是指生活上的穷困，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也就是政治上不得志，受排挤、遭迫害，只能隐退江湖草芥山林之间，借诗歌来寄托其济世安民的壮志，抒发其对现实黑暗的怨愤不满，以及忧思、苦闷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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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意新语工”者，不仅是指立意新颖、出人意表、语句精炼，而且要求诗作既立意新颖、明白晓畅又含蓄隽永、有余味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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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作品看起来清晰流畅、自然随意、未加雕琢而浑然天成，但实质上都是作家在苦思冥想、千锤百炼之后达到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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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新语工”的表现方式：“意新”是指语意的新颖、独特，思想的深厚、丰富，在语言之外含有不尽的意义，韵味无穷。“语工”即指上文所谓用语经锤炼后雕琢不涉于浅俗，并且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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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新语工”是诗歌要推崇的意境，强调诗歌必须要有新颖的诗境，又要含蓄蕴藉，语言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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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认为“语工”的最好方式在于字句的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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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的前提下，欧阳修对艺术的风格美不主一格，而提倡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