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屈赋中的山川草木风物 屈赋中经常出现常德沅澧流域汉寿一带山川草木的风物。 《桔颂》是屈原以桔托志和最早的作品。“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王逸《楚辞章句》注,言“南国,谓江南也”。讲的是“桔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为枳也”。为“屈原自比志节如桔”。赞美桔树“深固难徙”、“独立不迁”、“秉德无私”的品格。由于屈原青少年时代在郊野封国参加过桔园的种植,才对桔的种植和品性写得那样真切。江南指包括常德、汉寿在内的洞庭鱼米之乡。汉寿县有种桔的汎洲、龙阳洲、桔林垸,“宝台望桔”或万亩“桔洲点黄”为龙阳八景之一。据《三国志•吴志》注引《襄阳记》,言李衡为丹阳太守,“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桔千株”。谭介甫《屈赋新编》认为,龙阳汎洲与《水经注》湖北枝江“百里洲形象相同”。 实际上沅澧洞庭一带都有种桔的习惯。而且常德离郢都江陵只百余里,应是近郊。正是屈原青少年时代在“江南”生活过,洞庭沅湘澧水流域的山川风物、人文习俗才成为屈原首创楚辞的源泉,才造就了屈原划时代《屈赋》的血肉长城。“娇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正是古汉寿一带用蔬草编绳索的乡俗。“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也是汉寿人爱种兰花做药的习惯。“折琼枝以继佩”,更是汉寿妇女常佩戴栀子花的风俗。屈诗中到处是“极目千里”的“江南之梦”和描写洞庭沅澧汉寿“泽国水乡、荻荷菱荡”的景象。 据台湾《新儒学经营管理学报》第八辑(慈惠堂出版社2010)李金坤《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论文,屈原《楚辞》计有动植物222种,其中香草香木蔚为奇观。楚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巫祝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屈原两次放逐的特殊遭遇等,是构成《楚辞》动植物景观的主要因素。其自然生态意识表现的特征与审美价值有图腾崇拜之原始遗韵、民神糅合之自然神世界、草木之巫术与药用价值和开创了香草美人文艺学经典范例,而使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思维产生了巨大飞跃的“心物”关系之有机统一四端。因此,“屈原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屈原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屈原为我们树立了关爱自然、尊重自然与引用自然的楷模”。 当代姜亮夫先生在南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翺《楚辞芳草谱》和明代屠本畯《离骚草木疏补》、清代祝德麟《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基础上,在《楚辞通诂》第三辑《博物部第八》中,从《楚辞》中检出动植物332种。台湾潘富俊博士出版《楚辞植物图鉴》把百种植物分成香草香木和恶草恶木两大类。作者以《楚辞》文本为主要依据,以上述诸家研究为参照,全面普查核实出动物118种(其中鸟类38、兽类29、虫类41、鱼类10),植物104种(其中草类70、木类34),共计222种,包括屈原描写的龙、凤并存的现象,正是楚人崇拜龙、凤的反映。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中,出土18幅刺绣,龙凤俱绣的就占10幅。《离骚》中写诗人凤引龙驾升空向西天飞行的气势,极为壮丽,“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姜亮夫先生认为从宗教意识上讲,在于“死者求升在以龙凤为引,生者亦借龙凤以上诉于天,以求得其心灵上之安慰,或情思中之寄望,此固文化发展中心之必然现象”。在凤引龙驾背后,却又使人感到屈原赤诚报国、振兴楚国、至死不渝的伟大精神和崇高的品质,而且反映出楚人普遍崇尚龙凤的观念和习俗。因此,屈子也以凤凰自况,“鸾鸟凤凰,日已远兮”(《涉江》),“凤凰在兮笯,鸡鹜翔舞”(《怀沙》)。 屈原在长期流放中,对百姓草药治病的情况日益熟悉,在《楚辞》中提到过很多药用的香草,如“扈江离与辟芷兮”,江离(川芎)就可活血益气、袪风止痛。芷(白芷)就可解毒散风、通窍止痛、消肿排胀。又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木兰(玉兰、木莲)就可主治头痛鼻塞之风寒。再如“夕揽洲之宿莽(莽草)泡制后可疗肿痛。又如“杂杜衡与芳芷”,杜衡可治风寒咳嗽,作浴汤香人衣体。再如“餐饮秋菊之落英”,菊可疏散风热、清热解毒、平肝养目。又如“贯薜荔之落蕊”,薜荔可祛风去湿、活血通络、消肿解毒等等。 屈赋中所提到的动植物,在西洞庭常德沅澧特别是古汉寿一带,至今都还生长着和能够找到。尤其是最具常德汉寿特色的芙蓉和紫菱。《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王逸《楚辞章句》注云:“荷,其华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芰荷,叶也,故以为衣。芙蓉,华也,故以为裳”。《九歌》中亦有“乘水车兮荷盖”,“搴芙蓉兮木末”。这里虽是写荷衣、荷花即芙蓉的华美和芳香,而其内涵却是在抒发美好的品德,还提到了木芙芙。嘉靖《常德府志》言红白二色的木芙蓉,“朝开色白至午后渐红者名醉芙蓉”,极为娇艳。白居易赞它“莫怕秋物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苏东坡赞它“唤作拒霜犹未称,看来却是最宜霜”的独特品性。《本草》言木芙蓉出自鼎州,具有药用和极强的观赏价值。古汉寿至少在汉代索县包括今天鼎城区一部分。毛泽东“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芙蓉,常德是正宗产地”。芙蓉华美如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坚贞品格,与《九歌》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芷兰文化,具有同等审美的内涵,就像“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用鸟、狐的“首丘”情节来抒发诗人至死热爱祖国故乡的情恋一样。 澧水又称兰江。芷即辟芷,武陵区沅水下流有段回弯处,至今仍叫芷湾。上古时,沅水、澧水都经汉寿西洞庭而流入长江,“沅芷澧兰”的古汉寿更集中了芷兰香草的高洁品性。常德、汉寿湖、塘产菱是沅澧一带的普遍现象。古汉寿沧港的潭坪湖、青泥湖、红菱湖,特别是常德西郊的白马湖更是楚之名湖。屈氏家族春秋晚期令尹屈到竟嗜菱如命,更在白马湖修建了采菱亭,楚平王还在白马湖畔修筑了采菱城,并作为都城“为舟师伐濮”,向沅江中上游扩展,直到死后葬于断港头,被伍子胥掘墓鞭尸三百。屈原《招魂》中的“涉江采菱发阳阿”,表明白马湖采菱和阳阿战国时仍是武陵的胜景和活动场所。唐代刘禹锡贬至朗州司马所撰《采菱行》,全篇有七言诗20句,以紫菱为线索,绘出了采菱、卖菱、食菱、唱菱的生动画卷,并借“屈平祠下沅江水”对屈原的怀念,抒发出渴望平反回长安的愤懑心情。 屈原正是洞庭沅澧常德汉寿这片山水相依的沃土上,从龙凤、芙蓉、芷兰、紫菱等等动植物花木香草的品性中,才铸就了诗人爱国爱乡追求“美政”理想的诗魂,成为楚辞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拱辰《离骚草木史》“自序”云:“屈原大量用芳草入诗,乃是他追求华美风格和运用比喻象征手法的一种表现”。李金坤说得好:“屈原一生中的衣、食、住、行,始终与香草(木)为伴”。这是人与自然的生态统一。“假如《离骚》中失去了香草的地位,假如《九歌》中不见了自然的身影,假如《楚辞》中没有了草木鸟兽虫鱼的世界,那么,屈原的形象将会大打折扣,《离骚》的魅力将会变得平淡无奇,《楚辞》的世界将会暗然失色”。这就是说,“人生离不开自然,文学离不开自然;人生因自然而滋润,文学因自然而灿烂;自然需要人的关爱,同时需要人的尊重”。从这个角度讲,屈原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提供了“天人合一”的范例,为今天生态的失衡、污染的严重、水土的流失、贫水的严峻等等现象,无论如何也是最深刻的反思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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