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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爱国情怀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从屈原生活的时代看，天子式微、诸侯竞雄，各国臣民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国家自强”意识。屈原诗歌中亦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指社稷民生，是德之聚，是精神与物质上的归依。屈原爱国情怀超出了狭隘的忠君思想，已成为其个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屈原诗歌明晰地展示了其内心的痛苦与信念，这一情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忧国忧民于贪婪之时代；好修独醒于溷浊之世道。屈原爱国情怀被体认的文化史历程，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以爱国情怀为核心要素的屈原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体现在：国际文化吸引力；民族凝聚力；文化经济创造力。 关键词：屈原；爱国情怀；内涵；体认历程；当代价值 屈原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从中国文学史看，爱国主义传统从屈原到杜甫到陆游到鲁迅……至今不绝于缕。屈原爱国忠贞精神还远播国外。如屈原作品传播到朝鲜半岛，“高丽文人墨客争先恐后地谈论‘诗变为骚’，手口不离楚辞作品。那些为高丽王朝矢志不渝的诸多名人达士，更加尊崇屈原忠贞不二的精神和独立不迁的人格，把楚辞当作精神支柱。”可见，探讨屈原的爱国情怀及其当代价值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屈原爱国情怀的内涵与外延 屈原爱国情怀或爱国精神的探讨，是一个“愈久弥新”的话题。在探讨屈原爱国情怀的历程中，学术界关于屈原是否有爱国情怀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与争论。争论焦点之一是先秦时期有没有“国家”意识，即屈原是否有主观的爱国意识；争论焦点之二是当时的“国家”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屈原爱国的实质是否仅是忠君思想。由此可见，要理解屈原的爱国情怀，就必须梳理先秦文献中的“国”“国家意识”。 （一）屈原的爱国情怀应是一种主观意识 “国”在文化发展史上字形多变，有“囯、囶、囻、圀、國”等；其字义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化，古代指诸侯所受封的地域，又指王都、国都等义。梳理起来，“国”字的常用意义，有国都、邦国、国家等。战国时期较为通行的“国家”概念，常与“天下”并举，“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体现了这一层关系。《荀子•荣辱篇》“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和《荀子•非十二子篇》“……一天下、建国家……”都是将天下与国家并举，表明天下包括众国家，国家一般指当时相对独立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与夏、商、周天子的关系是一种政治联盟。即使到了汉代大一统时代，这种与“天下”并举的概念内涵仍在使用刘向《战国策•原序》云“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 在屈原作品里，“国”字一般有两种内涵，这两种内涵可以说明，屈原的爱国情怀应是一种主观意识。 首先，屈原作品中有部分“国”指国都，即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城。如屈原诗歌写道：“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鼂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郢》）“轸怀”就是心痛而思，意思是说，离开郢都城门时，不禁一阵心痛。这心痛萦绕在屈原内心，化作屈原的一种强烈的故都情怀：“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眷恋故土的诗句体现了屈原内心的志向，热爱楚国故土很明显是屈原的主观意识。 其次，屈原作品中有部分“国”指封地，诸侯的领地。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习惯称自己为“国”或“国家”，称其他国为“诸侯”。《战国策•秦一》记载：“寒泉子曰：‘……夫攻城堕邑，请使武安子；善我国家使诸侯，请使客卿张仪。’秦惠王曰：‘敬受命。’”（《战国策》卷三）寒泉子建议秦惠王“善我国家使诸侯，请使客卿张仪”，就是对秦国出使诸侯的人选首推张仪。可见，当时诸侯争霸天下，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维护本国利益的“国家自强”意识。这种强烈的国家自强意识在屈原诗歌中体现明确：“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屈原的“美政”即举贤、授能、国富、法立。如其在诗中所言：“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惜往日》）。按，《管子•明法》：“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可见，屈原“国无人”的感叹，受到管子学派的影响；这些幽愤的话语表明屈原主观上有一种强烈的忧国意识，且担忧的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振兴楚国的“美政”理想中没有可以“任国”的大臣。 综上，从屈原生活的时代看，当时天子式微、诸侯竞雄，各国臣民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国家自强”意识。屈原诗歌中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表明屈原的爱国情怀应是一种主观意识。 （二）屈原爱国情怀已超出了狭隘的忠君思想 虽然在屈原的心中，楚怀王或楚顷襄王是国家政治的象征，诗句中也写道：“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离骚》）但屈原对楚国君主的感情是基于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他也曾痛惜感叹楚王是“庸君”：“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庸君之不识。”（《悲回风》）无论是忠于楚王还是批评抱怨，这里面深刻的情感还是对楚国前途的关心。屈原的忠君“主要不是愚忠，而是有原则的，即以实现其‘富强’国家的‘美政’理想为原则”。 “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指社稷民生，是德之聚，是精神与物质上的归依。《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威王问于莫敖子华曰:“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榖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乎?”……莫敖子华对曰:“君王将何闻者也？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将何谓也?”接着莫敖子华便列举了令尹子文、叶公子高、莫敖大心、棼冒勃苏、蒙毂五人为例来说明如上几种忧社稷（爱国）的人物类型。“社稷”本指土神和谷神，常代指国家，《孟子•尽心下》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在楚国历史上，屈原之前，“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的爱国精神已有深远的历史。 虽然“爱国”一词，魏晋唐宋以后，使用方多，但在先秦时期，屈原时代，“爱国之情”早已伴随“国家”（封国、诸侯国）的产生而产生。出现了如许穆夫人、郑弦高、烛之武、申包胥、曹刿、蔺相如……一大批“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战国策•楚策》)的爱国英雄。蔺相如就曾提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诗经•采薇》写战士们忍饥挨饿，戍守边关的情怀：“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诗经•无衣》写秦国士兵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情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些保家卫国的战歌，伴随外族入侵、诸侯争霸出现，充满爱国情怀。在屈原作品中，也有类似战歌。《国殇》是一首为战争中阵亡的楚国将士而作的祭歌，诗歌以“国”命名，将年轻将士的牺牲称为“国之殇”，整首诗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以身许国、奋勇当先的战斗精神。战争令屈原痛惜那些为国捐躯的年轻将士们，讴歌楚国将士的大无畏精神，寄托屈原为国献身的满腔激情：“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九歌•国殇》）所以，屈原内心对楚国的热爱，是可以用“爱国”来界定的。 其实，说到底，爱国情怀就是奋力推进自己的国家、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爱国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人类最高的道德是什么？那就是爱国心。”（拿破仑）屈原曾以赞美橘树生南国而不迁徙的品格，寄托自己不愿离开楚国的情怀：“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颂》）受命不迁生南国的志向表明，屈原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其道德修养的必然组成。 综上所述，屈原的爱国情怀应是一种主观意识、且已超出了狭隘的忠君思想，成为其伟大人格之道德要素。楚国是屈原“美政”理想构建的核心地域，也是屈原精神的归依。屈原的爱国情怀，即屈原个人在精神上对楚国的一种自觉担当的责任意识与情感归依，是一种将振兴富强楚国责任置于肩上的精神动力，是一种为楚国社稷奉献一切的献身精神。屈原强烈的爱国情怀在其诗歌中有充分的表达，司马迁曾赞叹：“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关于屈原的爱国情怀界定，学界常参照列宁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梳理了先秦国家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对自己的祖国是有着深厚感情的。有学者还细腻地指出：“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和爱国精神包括三种形态：一、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侵略者斗争中的爱国精神；二、封建时代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斗争的爱国精神；三、奴隶制时代中华民族各族氏族集团之间斗争的爱国精神。”据此，屈原爱国情怀当属封建时代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斗争中产生的一种爱国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历史形态与积累。 二、屈原爱国情怀的两个层面 “发愤以杼情”（《九章•惜诵》），“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抽思》）“介渺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悲回风》）从屈原留存诗歌中，我们能明晰地了解其内心的痛苦与信念，感受到其丰富深沉的爱国情怀，这一情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忧国忧民于贪婪之时代；好修独醒于溷浊之世道。 （一）忧国忧民于众皆贪婪的时代 “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林云铭《楚辞灯•离骚》）在持国权者纷纷苟且偷安、耽于享乐时，屈原以秉德无私之心前后奔走，希望君王能醒悟，向有德的先王们学习：“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在众人贪婪不满足、不理朝纲时，屈原焦心如焚，担心楚国政权因为朝政的荒废、政风的贪婪享乐而最终颠覆：“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河山破碎、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饥寒交迫，屈原为之哀伤欲绝，痛惜与愤慨：“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 在矛盾日益尖锐，己身遭际不幸时，屈原也想到过离开楚国。《离骚》的后半部分围绕“去楚”问题描述了女媭、灵氛、巫咸的劝告：“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两美其必合兮，孰求美而释女。”但当屈原回头看了一眼楚国就不忍离去了：“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在《抽思》中屈原亦写道：“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意思是说：每当想到好发怒的君王，真让我伤心痛苦够了；本想无所顾及，一走了之，但看见煎熬中的楚国人民便又止住了。 忧国忧民于众皆贪婪的时代，在楚国贵族们自恃强大、贪图享乐之时，屈原头脑清醒，预见到楚国由盛转衰的危险，于是积极主张变法图强，和腐朽的贵族集团抗争，至死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至死也不愿离开楚国。这是屈原爱国情怀的重要体现。意味着屈原将付出非常之力量，以中流砥柱般的毅力去劝谏楚国国君，以拯救逐渐走向衰落的楚国。 （二）好修自爱于溷浊之世道 屈原一生注重人格修养，自尊自励，自守贞操气节，保持正直之心。“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好修自爱是屈原的终身追求。这种好修自爱、自尊自励的情怀，促使屈原提倡“纯粹”之德与“美政”之国，是屈原爱国情怀的深层次体现。 从政初期，屈原对自己要求严格，即使“天分”高洁，仍不忘加强自己后天能力的培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在政治生涯受到挫折、得不到楚国君臣和世人的理解时，屈原不放弃对高洁品行的坚持：“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九章•涉江》）“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离骚》）在遭众人诋毁之时，屈原更加坚定自己的救国主张和美政理想：“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 好修独醒于溷浊之世道，无论何时何地，屈原都不愿违背“正直”之心，而是保持清醒，不与世同流合污：“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橘颂》）“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九章•涉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在受到严重政治打击被流放时，仍坚持秉承天地精神，甚至以死明志：“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吾不能变心以从俗”（《九章•涉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九章•渔父》） 屈原“好修”绝非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而是与其“美政”理想有关。因为屈原在诗歌中常常提及历史上圣君贤相有一个共同点：好修自爱，注重自身修养。他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离骚》）王逸注：“至美曰纯，齐同曰粹。”禹、汤、文王三代君王以个人“纯粹”的美德吸引贤才而得天下。“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历史上圣君贤臣俨而祇敬，故而得道多助、国运恒昌。 正是这一深沉的爱国情怀，让屈原对楚国的命运有了深入思考，所以他不仅自守贞操气节，保持正直之心，自尊自励，而且还努力为楚国“美政”培养有美德的人才：“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离骚》）努力谏规楚王，凝聚民心，吸引人才：“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从个人得失看，执着劝谏会招来祸患，但为了促使国富民强的“美政”梦想的实现，屈原还是不忍放弃规谏楚王。只可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燕雀处堂，众芳污秽，屈原被流放。屈原的这一爱国情怀只有局外人能读懂。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楚国郢都时曾说:“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屈原生活的时代，楚国本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政治腐败，群臣相妬，谄谀用事，导致被秦国攻下都城的悲剧结局，确实令人扼腕叹息。 纵观中国政治文化史，只有先修好身，才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这种强调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哲学，一直延续至今，被后世政治家和哲学家不断阐发和重视。《大学》中总结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汉代扬雄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法言•君子》）一个人只有自爱自敬、自尊自励，才有人爱他、敬他。孙中山先生评价这一修身自爱的哲学理论时，曾感叹：“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注重为政者个人品行修养已融入中华政治文化的血液里，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哲学。由此可见屈原爱国情怀的深沉与深远意义。 三、屈原爱国情怀被体认的文化史历程 “知微知彰。”（《易•系辞下》）依据汉宋至今诸多屈原作品解读的细微变化，笔者发现，屈原爱国情怀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阐释和彰显：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屈原作品在不断“重读”中，其爱国情怀被体认，其作品被尊崇为爱国文学的经典。 （一）汉宋儒学解读屈原“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直接影响着后世对屈原爱国情怀的认识。 现存最早的屈原作品版本、“楚辞不祧之祖”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司马迁的“忠信”说，用“忠贞”“忠信”“忠厚”“念国”忧国”“思君”“念君”“以忠辅楚”概括屈原作品内在的精神，认为屈原昏君不悟而不弃，国家危亡而不弃，忠信于君国。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指出屈原有“忠君爱国之诚心”。其《楚辞集注序》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汉宋文人儒士“以儒注骚”，彰显屈原之“忠”，直接影响着后世对屈原的认识。“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明黄文焕《楚辞听直》）“蔽屈子以一言曰：忠。”（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 （二）明清学者解读屈原“忧国忧民”“同情于祖国”，为屈原从贵族大臣走向人民大众铺垫了理解的基石，脱去了屈原精神中“忠君”与“愚忠”的屏障。 清林云铭《楚辞灯•离骚》称“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林云铭《楚辞灯•离骚》）“维新变法”时，梁启超指出屈原“同情”于祖国：“屈原是情感的化身，……对于社会的同情心既如此其富，同情心刺戟最烈者，当然是祖国”（《屈原研究》）。 此前，汉宋学者也阐释了屈原“忧国”，但都是统一在其忠君的前提下。如王逸《九怀序》突出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楚辞章句》）。又如洪兴祖强调屈原之忧源于“爱君之诚”：“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仲尼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又曰：乐天知命，有忧之大者。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楚辞补注序》） 清代以来提出的屈原“忧国”与“忧民”并提，“民主”成分开始增加，“忧国”成为屈原独立的人格要素之一，屈原精神解读依附于“忠君”的倾向开始淡化。这为后世将屈原解读为“人民诗人”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种转变应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民主思想也开始出现，个人人格价值的评判标准开始多样化，突出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如王阳明心学提出“济世”与“自适”的人生追求。 （三）20世纪中前期，屈原爱国精神被广泛认同和宣传。 20世纪30年代以来，屈原的爱国与爱人民统一起来。1930年6月郭沫若发表《人民诗人屈原》（《人物杂志》1930年6月）；1946年，王璞发表《屈原——人民的诗人》（《人物杂志》1946年二卷6期）；等等,都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五十年代的小学教材中，“历史课本第三册第13课，课题是‘爱国诗人屈原’。” 抗日战争期间，屈原再次成为鼓励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精神支柱，郭沫若依据屈原作品创作历史剧《屈原》。他说：“根据我自己现实生活的经历，我具体地体验了屈原流放生活的滋味及其热爱祖国的心情。”（《屈原》日文版《作者的话》）吴烈发表《忧国诗人屈原》（《国民文学》一卷四期，1935年1月），鼓舞当时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投身抗日救国前线。 1949年后，屈原的人民性被再次得以肯定，“爱国诗人”“人民诗人”基本成定论。众多学者纷纷撰文高扬屈原爱国精神，如陆侃如的《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诗人》（《解放日报》1953年），郭沫若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人民日报》1953年），褚斌杰的《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大公报》1953年），李易的《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屈原》（《北京日报》1953年），陈思苓的《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西南文艺》1953年），刘大杰的《爱国诗人屈原》（《少年文艺》1953年），等等。这些论文被收入了《楚辞研究论文集》（北京市：作家出版社1957年）。“祖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闻宥《屈原作品在国外》，《新华月报》1953年第7号）等观念影响至今。 1953年屈原被评“世界文化名人”，催生出当代第一次“屈原学热”。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也因此在国内外频繁公演，屈原精神的世界文化影响得到国内、国外（俄国、日本、芬兰等）的关注。如前苏联学者H•T•费德林曾主持翻译出版俄译本《屈原诗集》，对于屈原诗篇及其精神的世界文化价值有十分明确的肯定态度：“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诗歌是全人类的财富。” （四）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否认屈原有爱国思想的思潮，但屈原爱国精神愈辩愈明。 屈原爱国情怀研究于1974年开始被囿于“四人帮”的“儒法”斗争的模式之中。一批学者高扬屈原的“法家爱国”思想及崇法反儒九死未悔的革新精神；另一批将屈原归属于儒家，大肆批判贬低。约十年后，1983年，在《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指出屈原及其作品在“客观上”具有爱国主义表现，但主观上不具备爱国主义思想。换言之，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精神只是后人的理解与发挥，并不是出于屈原政治行动的自觉意识，屈原身上不存在爱国动机。一些学者认为屈原之爱“国”言行基于爱同姓贵族之“宗国意识”，实非今所谓的“爱国主义思想”：第一，屈原之“爱国”为出自宗国观念的“存君兴国”；第二，屈原之“爱国”为“同姓”难去的宗国之恋。这种争论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末，但是，屈原作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地位并未动摇。这种争论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什么是爱国主义。1989年12月《群言》刊载了张岱年的《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季羡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唐弢的《给青年们以爱国主义的教育》等文章。 当然，进入九十年代，屈原精神内涵的探讨逐渐开阔，不仅仅局限于爱国，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概念，如“人格精神”“抗争精神”“忠贞精神”“疾恶”的批判精神、追求“美政”的理想主义、“惊采绝艳”的浪漫精神、“自铸伟辞”的创造精神等。屈原精神内涵研究更加大胆和具有系统性。 （五）二十一世纪以来，屈原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融入端午文化传承。 在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的全球化语境下，跨学科或跨文化阐释学、经济学、传播接受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等方法论拓展了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空间。199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界也开始思考如何将屈原研究与知识经济时代相联系发掘屈原精神的新价值。如《屈原精神与知识经济断想》（《云梦学刊》1999年3期），《屈原精神与未来》（《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期），《论屈骚精神对当代的启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期），等等。文化产业界出品了一批以传播屈原爱国忠贞精神为题材的艺术创作、音像作品等。如黄中业文字《漫画诸子百家•屈原》（书籍2002年）、《博览神州——民俗文化篇》（VCD 2002年）、路英朗诵《临江哀楚：配乐朗诵屈原作品》（录音制品2001年）、吴傲君著《屈原》（长篇小说2000年）、《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3-48集）》（录像制品2000年）、《千秋史话（第二集）》（录像制品2000年）等。2005年韩国江陵将“端午祭”成功申请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成为屈原端午文化研究热的推动力之一。以后，出现了一批中韩学者探讨屈原与端午的文章，如乌丙安《文化记忆与文化反思：抢救端午节原文化形态》（2005年）、陆赛飞《屈原与端午习俗的由来》（2006年）、任志强《“申遗”成功警示录——留住我们的文化之根》（2006年）、[韩]林润宣《试论屈原思想品格对后世的影响》（2006年）、邱春华《浅析端午节传统的文化内涵——仅以端午节与屈原投汨罗江的文化渊源为例》（2010年）、蒋芝芸《从屈原到老舍——也谈端午节与人文精神》（2010年）等。大家着眼“中国端午节”人文精神的挖掘，将屈原爱国精神融入端午文化乃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完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端午文化价值体系。同时，大量与屈原相关的文化新闻出现在海内外报刊上，屈原是“爱国诗人”的国际文化影响力再度“升温”。 综上所述，“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洪兴祖《楚辞补注序》），屈原爱国精神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阐释和彰显：忠信于君国（汉）——忠君爱国（南宋）——忧国忧民（清）——爱国精神（现代）。屈原作品在不断“重读”中成为民族爱国文学的经典。 四、屈原爱国情怀的当代价值 屈原精神当代价值（或影响力）研究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心并至今探索不止的重点，成为屈原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不同时代的相同追问：屈原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陆侃如《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写道：“世界和平大会建议各国进步人民共同纪念中国的伟大诗人屈原。这给中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与激励。……二千二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热爱着屈原。年年到端午节，竞渡角黍的风尚普遍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历史上还不曾有第二个作家能获得这样广泛而悠久的爱戴与怀念。”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从屈原被放逐的角度追寻：“从屈原一生的历史来说，这个问题极重要，因为它有关于屈原的政治思想、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屈原的伟大人格。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屈原为什么被人民所崇拜。”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从文化学角度追寻：“对屈原其诗的传播、注释、阐说，大约也已有两千年了，著作浩繁，各有贡献，成果丰硕，已卓然而树立‘屈学’，自成体系。然而，屈原其诗其人之所以形成如此的深远影响与巨大作用，其根本原因何在呢?” 20世纪90年代，学者提出“屈原精神效应”说：“是什么原因使他受到人们的景仰尊崇?尤其是得到清高孤傲品性的文人学者的交口称赞?” 21世纪到来之时，有学者追问：“屈原为什么能得到古今中外广大人民的如此厚爱呢?”等等。答案集中到爱国主义、人民性、忠直反抗精神等屈原精神范畴上。事实上，以屈原爱国情怀为核心的屈原精神在当代的有效性或可转换性是有实践证明的。具体而言，以爱国情怀为核心要素的屈原精神在当代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屈原精神之国际吸引力与国家文化外交 屈原作品在新中国政治舞台上曾被毛泽东主席多次在外交场合引用和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领导人。进入21世纪，韩国学者提出，屈原“虽然没留下像孔子的《论语》和孟轲的《孟子》那样的哲学著作，也没有写出如庄周的《庄子》和荀况的《荀子》、韩非的《韩非子》那样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著作，但其思想品格也如上述诸子的思想影响一样广泛而深远，甚至比上述诸子的影响更大。” 屈原精神最为国际文化和世界人民所接受的就是他的爱国精神。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评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不仅掀起了国内屈学界的研究热潮，而且让世界人民有了一个了解屈原的机会。1958年罗马尼亚上演历史剧《屈原》，这是在该国上演的第一个中国戏剧。罗马尼亚人民以演出《屈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九周年：“《屈原》经过了演员们长期的准备工作和热情劳动，1958年9月28日初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米海尔•巴斯加尔的导演处理，鲜明地表达了生活在二十二个世纪之前的诗人屈原的思想。现代中国伟大作家郭沫若在这个剧本中是写的一位人民诗人，他用艺术的手法描绘了这位忠于祖国和人民，不惜牺性自己的自由而向人民揭露卖国贼的大诗人的光辉形象。”“这个戏是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九周年而演出的，这个戏的演出热诚地表达了对伟大中国人民的友情。当柯柏年大使走上舞台向演员们献花并祝贺他俩的时候，观众经久不息地欢呼着罗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由此可以看到，“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屈原形象感动了世界。 （二）屈原精神之民族凝聚力与和谐社会建设 学习屈原爱国精神，已经历史地被选择为“端午节”核心文化元素，凝聚华夏儿女爱国爱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历史上，屈原曾作为士大夫忠节清烈楷模或人品偶像，凝聚知识精英。“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骚》），作为爱国忠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的生命价值判断或实践。今天，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屈原作品、屈原的传说在吸引世界民众的同时，仍然继续凝聚着华夏儿女。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屈原祠（庙）古迹遗址，已成为各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屈原庙的匾额、楹联传承着屈原爱国忧民、日月同光、清醒万古的精神精髓，屈原庙中各类碑刻诗文、书画展品及各类反映屈原生平影响的主题展厅，都形象地向参观者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 屈原在楚地民间乃至在海外华人华侨中间的精神召唤力，如今随着屈原的世界影响而扩大。汨罗端午节的龙舟赛和秭归祭祖仪式，逐渐成为了华人寻根问祖、寄托乡思的一种表达方式，“中华屈氏宗亲会”也于2010年6月16日挂牌在秭归凤凰山屈原祠内，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41名屈氏后裔齐聚秭归，这标志着全球的屈原后裔有了一个共同的家，也昭示着屈原精神对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促进性已经日渐彰显。 （三）屈原精神之文化经济创造力与地方政府“屈原文化牌” 提出屈原精神的文化价值已生成，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证据”——地方政府的“屈原文化牌”。 以屈原精神为灵魂的屈原文化现象，如屈原古迹、民间传说、吟咏屈原诗文、民间端午祭祀等，在本世纪初，便被长江中游、洞庭湖流域的宜昌市、秭归县、汨罗市、常德市等地的行政领导、企业家所关注。2002年4月，在宜昌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与会各界的代表纷纷就宜昌市城市文化品牌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众口一词“屈原牌”。2002年4月5日《三峡晚报》周末版报道：2002年4月5日，宜昌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各界人士充分探讨，最后在“三峡文化牌”与“屈原文化牌”中选择了后者，认为宜昌打“屈原牌”更符合实际。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湖南的汨罗、临湘、桃江、汉寿、溆浦、辰溪、沅陵等地，都在梳理自己城市的文化脉络，致力于屈原文化品牌的打造，屈原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蓬勃。 综上，以爱国情怀为核心要素的屈原精神，在当代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国际文化吸引力；民族凝聚力；文化经济创造力。有利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谐社会建设、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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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9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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