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和杨慎

扬之水

《草堂诗余》和杨慎

——读张宏生论文《杨慎词学与<草堂诗余>》

     《草堂诗余》的话题，93年就去碰了，因为研究浙西，因为朱彝尊在《词综》里那段著名的话。那时理解与大路评价差不多。这里，张文把明代杨慎这一特定人物和草堂流行结合起来分析，很有意思。关于杨慎，我们读中文的最早晓得的大概是他的《词品》，后来又是《三国》前面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了。《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何士信编辑的词选，其中词作以宋词为主，兼收一小部分唐五代词。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草堂诗余》二卷，书坊编集者。”则此书编集系出于书坊。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王楙《野客丛书》作于庆元间，已引《草堂诗余》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则此书当成于庆元(南宋宁宗年号1195-1200)以前。《草堂诗余》一编，在明代被广泛接受，其繁盛流行情况绝非他编可以踵及。当时的书商刻者竞相刊刻《草堂诗余》，仅今传明版《草堂诗余》就多达二十余种。《草堂诗余》在当时词学界亦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和中心。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那段名言：“古词选本……，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人们后来论及《草堂》，大多源于此。由于张宏生做的是把凌乱归系统的工作，难度较大，读起来仍旧是枝蔓多多，费点劲。

    张文着重把杨慎对《草堂诗余》的评价放到整个词学史看待，这是全文之要。

   他提出：杨慎是明词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深受《草堂诗余》的影响，他也是明代较早对《草堂诗余》展开全面评论的批评家。但是，他的创作并不为《草堂》词风所囿，而其有关评论则启发并推动了清人复兴词学和深化词学，体现出明清两代词学发展的递嬗之迹。（案：这是他从清词研究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有切身体会的想到自己十几年前的《论明词中衰》，分析粗浅，实在汗颜）张宏生此文主干下枝杈较多，读起来得抓住思路，否则自己会分神。张觉得，一位是在明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一部是堪称影响明人最大的词选，彼此的关系值得探讨，在明代词学发展中的作用更值得关注。首先，张分析杨慎走上词坛的背景：杨慎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明词的创作，至此已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初词人如高启、刘基、杨基等，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至马洪，标志着明词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慎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转变明代学风的人物走上词坛，。杨慎的《词品》是明代内容最丰富的词话，体制上也颇有追源溯流的脉络。《词品》自序，开宗明义：“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然诗圣如杜子美，而填词若太白之《忆秦娥》、《菩萨蛮》者，集中绝无。”这段话至少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推尊词体，诗词同源；二是词的起源，溯至六朝；三是后世发展，各取性分。沿着这个思路，杨慎的《词品》不啻一部以词话方式写成的词史，是对词由其起源期的六朝(这是杨慎的个人观点)至明代的一次总结。陈霆《渚山堂词话》和杨慎《词品》，堪称明代词学批评的双璧。两部书，据其各自的自序，一署嘉靖庚寅(嘉靖九年，1530)，一署嘉靖辛亥(嘉靖三十年，1551)，相隔20年左右。陈霆《渚山堂词话》的自序，一开始也是这样说，二人论词的起源，如出一辙，只是杨慎更加具体一些。如果仅从写作的时间来看，则杨慎或许受到陈霆的影响。篇幅，杨著大大多于陈著，评论重点，杨著是通代论述，而陈著则偏重于当代。杨慎具有更加自觉的词史意识。在对当代词的创作进行总结时，杨和陈霆区别，杨对马洪非常关注，而陈根本就没有提到马洪。现在还无法确知马洪的生卒年，张仲谋认为马洪的生活年代在景泰(1450～1456)至成化(1465～1487)年间，张宏生则以为可能还要后一些。马洪的词风正是受到了《草堂诗余》的重要影响。杨慎关注马洪，词话中大段征引马词，且予高评，这与他对《草堂诗余》的看法有关，从杨慎开始，明人对《草堂诗余》有了进一步的体验。（这里出来陈霆，分枝一）。接着，张分析杨慎与《草堂诗余》的关系。他认为杨慎不仅在词的创作上受《草堂诗余》的影响，而且他也试图从理论上对《草堂诗余》发表看法，在明代《草堂诗余》的接受史上，他就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在《词品》自序中，杨慎在历史性的叙述之后，几乎是非常突兀地对《草堂诗余》予以正名：“昔宋人选填词日《草堂诗余》。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余’，《忆秦娥》、《菩萨蛮》二首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于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后来周复俊的《草堂》把杨慎的意思解释得更为详细。不过，这种论述，由于没有切实的证据，也引起后人的质疑，如今人萧鹏即认为，草堂之名客观地折射出江湖词人的审美挂念，以‘草堂’名集，实际上就是山林隐逸的意思，……《草堂诗余》就是《江湖诗余》、《隐逸诗余》。”杨慎的这个看法主要是建立在李白的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的判断上，萧鹏的别解则是建立在对《草堂诗余》产生的时代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只是好的思路却不一定引导出正确的结论。将《草堂诗余》之名和李白相联系显得牵强，若是考虑南宋的时代，则与其扯上江湖诗人，不如将焦点集中于杜甫。南宋此时杜地位如日中天，俨然诗坛正宗，诸多学者“千家注杜”，“草堂”一词，基本为杜甫的专利。杨慎对杜诗下过很大的功夫，他取李白而不取杜甫，是过于拘泥于传为李白创作的两首词，更加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杨慎为什么在这篇自序里，如此郑重其事地对《草堂诗余》的名称内涵予以关切?他看到了《草堂诗余》在当时词坛上的重要意义，杨慎在《词品》自序中就如此重视地提到《草堂诗余》，而不是放在词话里面去讨论，他的词话中，承接这一思路，对《草堂诗余》多有涉及，正是由于杨慎对《草堂诗余》如此重视，才有了所谓杨慎评点的《草堂诗余》的行世。（枝杈二，草堂之名由来）

　　晚明的出版文化，特别是评点之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常假托文化名流为评点者，以扩大销路，取得良好的经济利益。杨慎的著作号称有400余种，今存200种左右，其中真伪问题，至今仍不无争论。明代后期，《草堂诗余》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评点本，举其著，如杨慎评点者，嘉靖末朱墨套印本和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金陵朱之蕃刻词坛合璧本；沈际飞评点者，明末童涌泉刻本、翁少麓刊本、万贤楼自刻本等；李廷机评点者，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詹圣学刻本、万历二十三年(1595)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刻本、万历间李良年东壁轩刻本、天启五年(1625)周文耀朱墨套印本；董其昌评点者，万历三十年(1602)乔山书舍刻本；李攀龙评点者，万历四十三年(1615)书林自新斋余文杰刻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师俭堂萧少衢依京板刻本。等等。……这些以名人身份评点的《草堂诗余》，是真是伪，难以分辨，现在看来，多半是伪托。杨慎由于在词学方面的成就，其被冒名，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书商托名，选中的是杨慎，不是无缘无故的。除了杨慎有盛名于时之外，也与他确实是一个著名的词人、著名的词学家，特别是对《草堂诗余》非常关注有关。另外，从明代各种批点本《草堂诗余》来看，托名杨慎的评点本出现的时间较早，无疑引领了对这部书展开评点的风气。（枝杈三，书商和评点本）

下面，强调对草堂的重视，基点在一个时代审美风气，即所谓“俗”。张谈到，在词学史上，杨慎是较早对《草堂诗余》进行全面评价的理论家。虽然还不能算很系统，但放在词学史上来看，影响却不容低估。杨慎关于《草堂诗余》的意见集中体现在其《词品》中。1.称赞《草堂诗余》选词恰当。在这方面，杨慎直接表述得比较少，杨慎的表彰，或许也带有以词存入的意思。在《词品》中，他更多地是批评《草堂诗余》。2.批评《草堂诗余》选家擅改原作。杨慎觉得《草堂诗余》的改字并不成功。第一是学识不够，第二是历史不熟，第三是混淆时代次序。3.批评《草堂诗余》选目不够恰当，有当选而未选者。一种是有公认的好词，惋惜《草堂》未收，另一种是《草堂》所选乃恶札，而非妙词，如卷三：“东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词俗，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按其全篇云……盖《八声甘州》也。《草堂诗余》不选此，而选其如‘愿奶奶兰心蕙性’之鄙俗，及‘以文会友’、‘寡信轻诺’之酸文，不知何见也。”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在杨慎心目中，《草堂诗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本，剔除其缺点，当更佳。4.《草堂诗余》确实选了一些佳作，只是还不够，应该进行更多的发掘。杨慎所论，对《草堂诗余》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有肯定中的否定，也有否定中的肯定。集中起来，仍然能够体现他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非常个人化，但放在词学史上，就能看出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二是集藉其校雠，今悉为改正。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虽然朱彝尊的强势力量，使得《草堂诗余》几乎一蹶不振，受到众口一词地谴责，但是，随着词学反思的进一步展开，人们也能站在一个比较公允的立场上来认识《草堂诗余》了。于是至晚清，批评家们对《草堂诗余》又有了新的见解，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草堂》所录，但芟去柳耆卿、黄山谷、胡浩然、康伯可、僧仲殊诸人恶札，则两宋名章迥句，传诵人间者略具，宜其与《花间》并传，未可废也。《诗余续编》二卷，不知出何人，择言雅矣。然原选正不讳俗，盖以尽收当时传唱歌曲耳。续采及元人，疑出明代。然卷中录稼轩、白石诸篇，陈义甚高，不随流俗，明世难得此识曲听真之人。谭献《复堂词话》：自竹坨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近来有志于学词者，就问于予，……夫初步读词，当读选本。选本以何者为佳，不能不告之也。故予答来问，必先告以读《草堂诗余》及《绝妙词选》。因此，我们更加可以确定一个认识，即清代词学的重大转变，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是突如其来的，除了当代的社会文化要求，以及文学取向之外，与前代的文化遗产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虽然词风不振，但是，明代对词的讨论已经显示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识，使得后来的开拓者非常敏感地从中找到了资源。

　　又谈创作的影响，其实也是一个俗。（注意，这“俗”，并非定是贬义）若要真的指证杨慎的词创作在哪些方面受到《草堂诗余》的影响，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无论是分调本还是分类本的《草堂诗余》，都没有在《升庵长短句》中找到直接的对应。如果看杨慎某些作品的特点，主要是俗，却能和《草堂诗余》取得某种联系。所谓俗词，有的俗在格调，有的俗在语言，有的俗在情趣，出于不同的审美标准，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即如杨慎最有盛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语言也颇通俗，但深得后人喜爱。仔细考察《草堂诗余》受到明人喜爱的原因，即所谓的“俗”。俗的第一层意思，其实是雅俗共赏，即广泛的社会渗透性。《草堂诗余》里确实有不少长期以来传诵人口的作品。晚清的况周颐才说“名章俊语，撰录精审，清雅朗润，最便初学”。俗的另一个含义是艳，《草堂诗余》把对艳情的描写，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无疑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求，更是晚明社会追求声色的一个指标。以词来写情，原是词在初始发展时的基本情态，后来成为定势，也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问题是，这个方面的趋向往往是和语言的平俗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点在《草堂诗余》里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一种倾向到了南宋，随着雅化的思潮在社会中普遍展开，一系列竞相以雅命名的词别集和词总集都不断出现。南宋出现了这么多的雅化的词总集、词选本，却是一个明显带有俗意的选本在明代大行其道，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在明代，人们的词学思想趋向于俗，已经和宋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更大的可能或者是，正是由于明人喜欢《草堂诗余》，才造成其他的选本渐渐地不再流传了。明末毛晋的《草堂诗余跋》“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实答案非常明确，即《草堂诗余》适应了明人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促进了《草堂诗余》的进一步流行。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杨慎的词，确实如上所述，有着非常明显的俗的特点。如《转应曲》：“银烛银烛，锦帐罗帏影独。离人无语消魂，细雨斜风掩门。门掩门掩，数尽寒城漏点。”用白描的手法，把一个处于相思中的女子的情态，刻画得非常生动，也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再如《水调歌头》：“春宵微雨后，香径牡丹时。雕栏十二，金刀谁剪两三枝。六曲翠屏深掩，一架银筝缓送，且醉碧霞卮。轻寒看雾重，酒晕上来迟。席上软，天涯恨，雨中姿。向人如诉飘泊，粉泪半低垂。九十春光堪惜，万种心情难写，彩笔寄相思。晓看红湿处，千里梦佳期。”这首词通过写雨后，抒发别情，能够像张籍等的乐府诗一样，“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而语言也生动自然，融汇甚至直接用了前人的名篇佳句，自然产生一种亲切感。即如最后两句，就让我们想到贺铸的“彩笔新题断肠句”，杜甫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两首都是论者所谓杨慎词中的“最动人者”，以少总多，应该能够说明杨慎词作的某些特点，也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杨慎是一代大儒，状元及第，词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一种时代的和个人的特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经过杨慎的鼓扬，《草堂诗余》固然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杨慎本人的创作也作为《草堂诗余》风格的一个见证。另外，明人对于词的创作，往往是词曲不分，今人讨论杨慎，也每从这个角度立论。其词曲不分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用曲的语言来写词，也就是趋向于俗。事实上，我们看到，杨慎的词中，即使不是完全用曲的语言，不少作品也是半曲化。这是和他求俗的表现分不开的。

　   分析云南贬谪的作品。杨慎不可能完全按照《草堂诗余》规定的套路和模式去从事创作。这就是他的《升庵长短句》基本上都是贬谪云南以后的作品，是他苦难生活中的某一侧面的记录。因此，正如他所擅长的诗学，其中的“诗可以怨”，正可以移来指导词的创作。杨慎少有大志，终于一偿所愿，荣登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等职。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议大礼”事件中，被贬云南永昌卫，一直不得起复，最终死于贬所。《升庵长短句》正集三卷、续集三卷、补遗一卷，都写于贬谪地。这种特定的生活，为杨慎词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源泉，值得提出的，是他对云南风光的描绘。景致和风俗民情，让我们想到了《草堂诗余》中节序一类。或者杨慎确实是受到《草堂诗余》的启发写了这些作品，但边疆的奇情异彩无疑让这些作品开拓出了新的格局，在词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另他被贬谪云南，也用词写出了自己迁客骚人的情怀，充满身世之感。不妨认为是数百年后苏词最好的传人。这些作品，若是用南宋以来的正统词学观来看，当然不能说是雅，因此，也可以视为《草堂诗余》的某些回响。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却也是《草堂诗余》所不能限制的。

　　张文特别谈到杨慎评论《草堂诗余》的词学史意义。关于《草堂诗余》在明代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都是遵从朱彝尊的看法。刘军政指出：“明代所盛行的实际是明本体系的《草堂诗余》”，而“《草堂》的兴起实际上只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认识杨慎和《草堂诗余》的关系，就更加能够导出富有价值的思路。因首先，他在其《词品》中把《草堂诗余》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选本来讨论，客观上说明了社会上对这个选本的重视。由于特殊的身份，他的这些讨论一定会引起社会更加的关注。其次，他的创作虽然不能完全被《草堂诗余》的风格所限制，但是《草堂诗余》中的基本格调，如香艳平俗等，也是他词作的基本取向，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也见证了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对这部词选的追捧。第三，题为他评点的《草堂诗余》，在所有明人评点《草堂诗余》的系列中，是较早出现的一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他对《草堂诗余》的关注，已经被社会认识到了。第四，杨慎对《草堂诗余》的批评，有正反两个方面，层次也比较丰富。在明代，他不是最早评论《草堂诗余》的，但却是较早地从多方面展开的。他的批评，被朱彝尊等人接过来，成为浙西词派形成的重要借力（按，此线索可为浙派研究参考）；而他对《草堂诗余》的褒扬，则被晚清王国维、谭献褚人接过来，又成为客观认识词史的一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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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是明词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深受《草堂诗余》的影响，他也是明代较早对《草堂诗余》展开全面评论的批评家。但是，他的创作并不为《草堂》词风所囿，而其有关评论则启发并推动了清人复兴词学和深化词学，体现出明清两代词学发展的递嬗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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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词人如高启、刘基、杨基等，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至马洪，标志着明词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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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的《词品》是明代内容最丰富的词话，体制上也颇有追源溯流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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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尊词体，诗词同源；二是词的起源，溯至六朝；三是后世发展，各取性分。沿着这个思路，杨慎的《词品》不啻一部以词话方式写成的词史，是对词由其起源期的六朝(这是杨慎的个人观点)至明代的一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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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或许受到陈霆的影响。篇幅，杨著大大多于陈著，评论重点，杨著是通代论述，而陈著则偏重于当代。杨慎具有更加自觉的词史意识。在对当代词的创作进行总结时，杨和陈霆区别，杨对马洪非常关注，而陈根本就没有提到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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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不仅在词的创作上受《草堂诗余》的影响，而且他也试图从理论上对《草堂诗余》发表看法，在明代《草堂诗余》的接受史上，他就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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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对杜诗下过很大的功夫，他取李白而不取杜甫，是过于拘泥于传为李白创作的两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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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出版文化，特别是评点之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常假托文化名流为评点者，以扩大销路，取得良好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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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由于在词学方面的成就，其被冒名，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书商托名，选中的是杨慎，不是无缘无故的。除了杨慎有盛名于时之外，也与他确实是一个著名的词人、著名的词学家，特别是对《草堂诗余》非常关注有关。另外，从明代各种批点本《草堂诗余》来看，托名杨慎的评点本出现的时间较早，无疑引领了对这部书展开评点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