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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与孝的对望——读蒋士铨亲情诗有感
蒋士铨(1725～1784) 字心馀、苕生，号藏园，又号清容居士，晚号定甫，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是清代有名的诗人、戏曲家，清人王昶论其诗，标为“当代之首”，李调元评其曲，论为“近时第一”，而今人钱仲联先生则认为：“蒋士铨以诗曲成就双双得到同时著名评论家的充分认识和最高评价，这在整个清文学史上恐怕不得不指为绝无仅有的一家。”其创作才能可见一斑；同时，蒋士铨在其品诗论诗的文章中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诗学理。然而在欣赏蒋士铨诗歌时，却发现其文字的背后似乎隐藏着难言的困境，因此本文将结合蒋士铨的诗学理论以及具体诗歌评析初探其创作心态。 在《钟叔梧秀才诗序》里，蒋士铨提到了自己的创作论思想： “古今人各有性情，其所以藉见于天下后世者，于诗为最著。性情之薄者，无以自见，唯务规模格调，摭拾藻绘。” 而在《文字四首》中，蒋士铨提到：“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又在怀袁叔论二首》写到“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可见蒋士铨主张写诗应抒其性情，但是他的性情论与袁枚的“性灵”说有所区别，袁枚的“性灵”说是表现封建社会末期个性解放思想的觉醒，而蒋士铨的性情却是倡“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以儒家传统孝道自省立身，这种注重抒写性情的诗学观体现在诗歌中，尤其是表现母子深情的亲情诗中，例如名篇《岁暮到家》。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乾隆十一年（1746年），蒋士铨首拔补弟子员，第一次离家负书从使车游，《蒋士铨墓志铭》中云“年二十二，桧门先生督江西学政，拔补县学生，以‘孤凤凰’称之”便是此意，而《岁暮到家》就是年底游学归来所作。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游子求学在外，母亲心心念念，“书来儿未归，梦儿儿讵识？望儿不欲梦，梦复与儿值。壮游岂不好？我生仅汝一。”（蒋士铨《到家》），爱子之心、思子之情随着离家时日愈发不可抑制，可喜的是到了年底终于及时归家了。 然而无尽的爱子之心盼得游子及时归来，哪里是一个“喜”字所能涵盖得了的，于是作者笔锋由人入物，将“喜”具化：“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冬天御寒的衣物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而成，不知母亲为此赶制了多少个冬夜，细密的针线寄托着母亲无尽的爱子心。而在外游子的何尝不是如此？“家信墨痕新”，提笔写完家书就动身归家。写母亲想念儿子，更是反衬儿子的思母怀乡之情，正如作者在《除夕过太常金先生宅守岁》中提及“爆竹声中岁两更，怀乡思母岂无情？长安客有终身住，百感心同一夜生。尘世华年喧梦蚁，朱门歌舞斗侯鲭。谁知冷屋镫桨畔，游子凄然坐到明。”客居他乡，心中无不挂念着家中的父母。 重聚的“喜”之后，竟是“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的母亲之“忧”和“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的游子之“愧”，母亲看到儿子脸庞消瘦，不禁一番嘘寒问暖，儿子听此，不敢想母亲诉说路上风尘之苦，以免母亲伤怀，慈母与孝子间的真情体恤可见一斑，这也是当年孔子所说的孝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的道理吧。 此诗由母亲的见儿归来的“喜”写起，物人相融，针线密的寒衣、墨痕新的家信，无一不是母子情深的例证，由“喜”而转入的“忧”和“愧”更是至性至情，纯真质朴。 历代描写母慈子孝的诗篇不可谓不多，无论是孟郊的名篇《游子吟》还是平常书生所作，但凡涉及此题材的作品必定是真情之流露，而蒋士铨的《岁暮到家》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过人之处就在于作者将母与子双方的浓情用一对对矛盾的心理刻画呈现，母亲的“喜”与“忧”，游子的“风尘之苦”和“不敢叹之愧”，将作者个人的真情之流露具象化、审美化，从而引起了历代游子的共鸣。 蒋士铨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忠孝仁义的观念对他影响至深，在诗文之外，蒋士铨亦是事母至孝，早年在担任编撰《南昌县志》总裁时，每撰忠孝节烈之传，比焚香膜拜，而后为之，可谓敬重审慎之至。由此可见，忠孝意识成为蒋诗精神意脉之一也不足为奇，而这种诗歌精神的成形与蒋士铨的成长以及清代中叶的时代背景相关。 蒋士铨之父蒋坚生而颖异，行侠仗义，游幕一生，所以蒋士铨从小由母亲钟氏单独抚养，寄居于外祖父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一人维系家用。蒋士铨在《鸣机夜课图记》一文中提及母亲对自己的启蒙教育： 母有病，铨则坐枕侧不去。母视铨辄无言而悲，铨亦凄楚依恋之。尝问曰：“母有忧乎？”曰：“然。”“然则何以解忧？”曰：“儿能背诵所读书，斯解也。”铨诵声琅琅然，争药鼎沸。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铨即持书诵于侧，而病辄能愈。 母子间情深如此。同时，蒋士铨对忠孝的执着也是清代的儒学教化结果。 清朝统治者对儒学教化十分重视，早在开国之初，努尔哈赤就曾说：“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而康熙皇帝也说过：“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务，而以教化为先”，清朝统治者借鉴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把重视儒学教化不仅视为清朝崇儒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其治国方略、实现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忠孝义节就是清代各种儒学教化形式所强调的核心内容，这也是康熙皇帝倡读《孝经》，编写《圣谕广训》的目的所在。如此背景之下，蒋士铨的忠孝情结自然是为当时统治者所欢迎，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在南巡时曾赐诗给彭元瑞，将他和蒋士铨并称为“江右两名士”，并屡次问及蒋士铨的情况。 基于个人和时代之慨，蒋士铨写了一批体现忠孝意识的亲情诗，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忠雅堂集校笺》中的诗歌粗略统计，在现存的2000余首蒋诗中，亲情诗约有110首，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士铨在坎坷人生中对母亲的眷念、对妻子的体贴、对儿女的牵挂以及对家中亲人的关怀之情。 单是写思母怀乡的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岁暮到家》、《到家》、《除夕过太常金先生宅守岁》等篇目之外，还有同年所写的《出门》：“远游幸有方，母心毋念之。儿食有斎粥，母毋念儿饥。儿服有敝裘，母毋念儿衣。”《秋游》：“亲老为能养，恻恻伤心肝”等等，皆是游子想念母亲、安慰母亲的忠孝之词，不免客居的感伤，似有写法单一之嫌。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所说的：“江西诗家，以蒋心馀为第一。其诗才力沈雄生辣，意境亦厚，是学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垒，故能自开生面，卓然成家……惜存诗过多，不免贪多好奇。且全集所叙忠孝节烈，均只一副笔墨，亦觉数见不鲜”不无道理，试对比《到家》与《岁暮到家》：
阿娘常少睡，问讯继相及。 谓娘别无虑，寒暑恐儿疾。 望儿不欲梦，梦复与儿值。 壮游岂不好？我生仅汝一。 思汝每自恨，翻怪汝行急。 汝归我已欢，汝听勿转泣。 ——蒋士铨《到家》 与《岁暮到家》一样，都是从母亲写起，由感情“虑”到“恨”、“怪”、“欢”的心理变化贯穿全诗，刻画母亲的情深亦是描绘游子的意浓，两首诗都是展现了家居慈母和客居孝子“互怜、同悲”的对望模式，此种模式可以说已成为了蒋士铨亲情诗的首选模式。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诗人心中“忠”与“孝”的矛盾。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至孝的蒋士铨并不循此古训，22岁便辞家远游，其母逝于乾隆四十年，是年蒋士铨51岁，此间近30年的时间，慈母和孝子多分居两地，只能靠家书维系，如此情状，母亲如何不“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诗人又如何不“低回愧人子，不敢叹风尘”。而蒋士铨笔下“远游幸有方，母心毋念之”的安慰之词也只能是安慰之词，由蒋士铨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仅是乾隆十一年半年里，诗人经历李家渡、抚州、建昌、游麻姑山、万年桥，南至峡江、庐陵、泰和、上十八滩等地，此非“游必有方”吧？ 自古忠孝两难全，蒋士铨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经历使他与母亲成为了生命共同体，然而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道德导向使他默认忠君高于尽孝，蒋士铨一系列“循吏情怀”诗歌便是佐证。因此，处在忠孝两难之间并定是痛苦的，而在蒋氏的亲情诗中，这种痛苦以作者的想象投射在母亲身上里，便是悲喜交加的矛盾心情，形成“互怜、同悲”的对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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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7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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