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的内部嬗变与选本

扬之水

常州词派的内部嬗变与选本

——从张惠言 、周济对梦窗词的不同态度谈起

       [摘要] 清代常州词派的两大代表人物 ———张惠言和周济, 他们在各自编的词选中对梦窗词的态度 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选者词学观念的差异, 选者身份地位和操选目的的不同, 造成了二人选词标准的不同。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可以窥见常州词派词统在形成过程中的内部嬗变。

       [关键词] 苏轼 ;张惠言;周济;梦窗词;常州词派

    张惠言和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两大代表人物 。张 惠言 (1761—1802) 字皋文, 江苏武进人, 常州词派 的开创者, 他所辑《词选》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常州词 派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周济(1781—1839)字保绪, 一字介存, 号止庵, 江苏荆溪人 。他是张惠言之后常州词派的重要领袖, 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在他的身 上得以发扬光大 。正如谭献所说:“周氏撰定《词辨 》、《宋四家词筏 》(即 《宋四家词选 》 ), 推明张氏 之旨而广大之。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 与诗赋文笔 同其正变也 。”周济早年曾从张惠言之甥兼弟 子董士锡学词, 可谓是张惠言的再传弟子, 他对张氏 词论相当推崇, 认为张氏 《词选》“叙文旨深词约, 渊 乎登古作者之堂而进退之矣”。但是, 在对待 吴文英 (吴梦窗 )的词的态度上, 周济却与张惠言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张惠言斥责柳永、黄庭坚、刘过、 吴文英的词 “荡 而不反, 傲而不理, 枝而不物”, 在《词选 》中皆一首未录 。周济则认为 “梦窗奇思壮采, 腾天潜渊, 返南宋之清泚, 为北宋 之秾挚 ”, 与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 “是为四家, 领 袖一代 ”, 《宋四家词选》把吴文英列为代表, 对他大加推崇。在常州词派中, 这种分歧是很罕见 的, 因而也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拟就这一分歧产生 的原因及反映出的相关问题, 略加论述如次。

一

    选本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方式, 选择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行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文学选本的“编选”本身就是一种批评实践。 “编选”这一主体行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因而选本在文人手中经 常成为编选者宣传其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的有效武器。张惠言、周济在选择梦窗词时态度上会呈现出 如此巨大的分歧, 首先应当从二人的词学观念的差 异上来找原因。张惠言在《词选序 》中说 :

    词者, 盖出于唐之诗人, 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 因系其词, 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其缘情造端, 兴于微言, 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 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 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 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 则近之矣 。然以其文小, 其声哀, 放者为之, 或跌荡靡 丽, 杂以昌狂俳优 。然要其至者, 莫不恻隐盱愉, 感物而发, 触类条鬯, 各有所归, 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

    张惠言在这里以《诗经》比兴之义, 变风、楚骚之旨, 转而论词, 从词的功能上推尊词体。传统观念中《诗经》的“比兴”、“变风 、变雅 ”都是与政教美刺联系在一起的, 如 《诗·大序》孔颖达疏曰:“比者, 比托于物, 不敢正言, 似有所畏惧, 故云见今之失, 取比类以言之。兴者, 兴起意志, 赞扬之辞, 故云见今之美, 以喻劝之。”“变风 、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 政教初失, ……恶则民怨, 善则民喜, 故各从其国, 有美刺之变风也。”孔氏明确指出比兴及变风、变雅 之作所含有的美刺之意。至于《离骚 》以美人香草 以喻贤人君子, 以男女之情写君臣之义, 及其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更是为人所熟知。张惠言强调词应 当通过 “男女哀乐 ”的描写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 不能自言之情,”也就是在对男女情感哀乐的描写中, 寄托类似 《诗 》、《骚 》中所含有的那种具有美刺意味的忠君爱国和感士不遇之情。早在张惠言之前, 朱彝尊就提出:“善言词者, 假闺房儿女之言, 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 。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红盐词序》)然而这只是朱氏早期的言 论, 他并没有把这一主张贯彻到底, 他在编选《词综》时已经放弃这一主张, 而转向“词则宜于宴嬉娱 乐以歌咏太平”的论调, 主张 “清空 ” “醇雅”(《紫云词序》)。只有到了张惠言才将比兴寄托这一功能, 作为评词选词的最重要的标准在词学批评中推广开来 。综观张惠言在整部《词选》中所作的注评, 可以发现他在竭力从 “比兴寄托”的角度挖掘作品 的思想政治意蕴,有时甚至显得近似附会,如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 张氏评曰:“此感 士不遇也。”评欧阳修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庭院深深' , 闺中既已邃远也 ;`高楼不见' , 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 , 小人之径 ;`雨横风狂' , 政令暴急也 ;`乱红飞去', 斥逐者非一人而已, 殆为韩范作乎?”所以王国维批评他说 :“固哉! 皋文之为词也。飞卿 《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 》皆兴到之作, 有何命意, 皆被皋文深文罗织。”尽管如此, 但张惠言的这一词学理念却开了常州一派之风气,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宏观上看, 张惠言的这番言论是针对当时词坛的弊病有为而发的, 金应在《词选后序》中对当时的词风之弊作了归纳:

近世为词, 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 谏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笫;污秽中冓, 是谓淫词, 其蔽一也。猛起奋末, 分言析字, 诙嘲则俳优之末流, 叫啸则市侩之盛气, 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 黾蜮怒嗌以调疏越, 是谓鄙词, 其蔽二也。规模物类, 依托歌舞, 哀乐不衷其性, 虑叹无与乎情, 连章累篇, 义不出乎花鸟, 感物指事, 理不外乎酬应 。虽既雅而不艳, 斯有句而无章, 是谓游词, 其 蔽三也。

    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 》中又对金氏所说的词风 “三蔽”进行了解释:“按一蔽是学周、柳之末 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也;三蔽 是学姜、史之末也。”谢氏所言是有其道理的, 张惠言兄弟编《词选》是在嘉庆二年之际, 正是阳羡 、浙西二派并趋衰敝之时。阳羡末流流于粗率叫嚣, 浙西末流则失于空疏无物、饾饤堆砌, 金应所说的 “鄙词”和“游词”实是分别就阳羡、浙西之弊而言, 其意显而易见。通过金应和谢章铤的解说, 我们对张惠言词论的意图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此时再来看上文张氏批评柳永、吴文英等人的话就会发现其中一些端倪。张氏曰:“其荡而不反, 傲而不理, 枝而不物, 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 亦各引一端, 以取重于世。”张氏所言的 “荡而不反 ”、“傲而不理 ”、“枝而不物”, 实际与金应 所说的“三蔽 ”是非常相似的。柳、黄弊病在于喜欢以俚语为艳词, 乃至有秽亵之作, 可称之为“荡而不反”, 即金氏所言“淫词”; 刘过弊病在于狂怪粗犷, 颇失比兴温厚之旨, 可称之为“傲而不理 ”, 即金氏所言 “鄙词 ”。评吴文英的“枝而不物 ”自然就是所谓的 “游词 ”。此评是否准确暂且不论 (赵仁《论宋六家词》曾专门对吴文英词的内容进行辩护 ), 就吴文英现存的三百四十多首词来看, 其中酬赠之作多达一百五十馀首, 其余又以咏物、恋情为主 。若仅从题材上看, 他确乎有“规模物类”“义不出乎花鸟”、“理不外乎酬应 ”之嫌。文廷式曾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 所选《词综》, 意旨枯寂。后人继之, 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 视辛、刘若仇雠, 家法若斯, 庸非巨谬。”“二窗 ” 即梦窗、草窗, 由此可见浙西词派中确实有师法梦窗 的情况。因而, 吴文英非常容易被作为浙西派末流词风的导源者而受到张惠言的排斥。

        周济的词论主要见于《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序论》及《词辨·自序 》之中, 较张惠言更 为丰富和精密。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 周济在张惠言的词论基础上, 提出了 “非寄托不入, 专寄托不出 ”的著名论点:

    夫词, 非寄托不入, 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 引而伸之, 触类多通。 ……既习已, 意感偶生, 假类毕 达, 阅载千百, 謦欬弗违, 斯入矣。赋情独深, 逐境必寤, 酝酿日久, 冥发妄中 。虽铺叙平淡, 摹缋浅近, 而万感横集, 五中无主。读其篇者, 临渊窥鱼, 意为鲂鲤, 中宵惊电, 罔识东西 。赤子随母笑啼, 乡人缘剧喜怒, 抑可谓能出矣 。

    周济在寄托这一问题上不但关注到作者的创作而且关注到读者的接受层面, 突出了文本的接受这一重要环节。周济在 《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又说:“初学 词求有寄托, 有寄托则表里相宣, 斐然成章。既成格调, 求无寄托, 无寄托则指事类情, 仁者见仁, 知者见知。”这可以与前段文字作注脚。周济“有”而“无”、“入”而“出”的说法, 对于作者而言, 既可避免浮浅空疏之病, 又可不至于被狭隘的寄托所限制;对于读者而言, 则拥有了较为自由的欣赏和解说空间, 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再创作能力。这较好地避免了比附之嫌。第二, 周济对作词的艺术技法及韵律提出了较严格的要求。他在《宋四家词选序论 》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词的声韵问题, 可见他不但注重 “词意 ”而且对词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效果也是非常重视的 。吴文英是一位精通音律的词人,万树在《词律序》中说:“尧章自注鬲指之声, 君特 (吴文英字)致辨煞尾之字。”《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引《梅边吹笛谱目录跋后》云:“昔屯田、清真 、白石、梦窗诸君, 皆深于律吕, 能自制新声者。”梦窗词中如《玉京谣 、《古香慢》等皆为吴文英自制曲。(《玉京谣》序言云:“陈仲文自号藏一, 盖取坡诗中 `万人如海一身藏 ' 语, 为度夷则商犯无射宫腔, 制此赠之。”《古香慢》序言云:“自度腔, 夷则商犯无射宫, 赋沧浪看桂。” )吴文英曾论作词之法说:“盖音律欲其协, 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 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 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 ;发意不可太高, 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应当说在词的技法和用韵方面,周济和吴文英在观念上是比较契合的, 他们都强调词的协律、蕴藉。鉴于这两点, 在周济看来 “意思甚感慨, 而寄情闲散, 使人不能测其中之所有”的梦窗词, 不论在 “无寄托出 ”的词境上, 还是在韵律等方面, 都很大程度地符合了周济的审美要求。因而, 它受到周济的推重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选者在选本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能动性, 选者身份地位的差异和操选目的的不同也会对选择标准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惠言编《词选》, 周济编 《宋四家词选 》, 二人虽同为选者, 但是两人在选词时的身份地位却差别很大。《词选》是张惠言于嘉庆二年 37岁时, 在安徽歙县金榜家坐馆时所编 。张琦 《重刻词选原序 》云:“嘉庆二年, 余与先兄皋文先生同馆歙金氏, 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 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 元之末而规矩隳。窔宦不辟, 门户卒迷。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 凡一百十六首, 为二卷, 以示金生, 金生刊之。”张惠言自从乾隆五十一年中举后,连续七次试礼部均落第, 故此时仍在金氏家中一边授徒一边问学, 其身份是私塾先生, 仍然处于“寒士”的地位上。张氏一生精力专注在经学和古文上, 对词其初衷并不专重, 他编《词选》的最初目的原是为供金家子弟学词时作读本之用, 其性质近似教材。尽管他在《词选》中体现出了自己的词学观,但是, 他并没有考虑此书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也不具有开宗立派的意识。并且, 终嘉庆一朝, 张惠言的 《词选》只在较小的圈子里流传, 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严迪昌 《清词史》第四编第一章《常州词派的发展历程》对此已有详述, 可参看。) 既然张惠言编辑《词选》主要是作教材之用, 那么他所选的词一方面要为学生树立典范, 指明学词之“门户”; 一方面又要有规律可循, 方便初学者入门模仿。但是, 在清人的印象中, 梦窗词是不容易学习的, 如况周颐说:“情性少, 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 勿学梦窗。”“其至高至精处, 虽拟议形容之, 未易得其神似。颖慧之士, 束发操觚, 勿轻言学梦窗也。”蔡嵩云说 :“梦窗慢词, 高华丽密处最难学, 须有灵变之笔以御之。若无此笔, 慎勿学梦窗, 否则必流于晦涩。”蒋兆兰更明确地指出:“初学填词, 首在运意, 理之所在, 勿触勿背, 则质存而干立矣 。 … …大抵才藻富 、理路清, 入手学梦窗尚可。否则, 不如从姜张入, 植其骨干。迨格调既成, 辞意相副, 更进而求之可也。”从诸家的言论可以看出, 尽管他们对梦窗词都极为推崇, 但都 认为学梦窗词难度太大, 初学者不宜从梦窗词入手学习写词。张惠言作为一个有见地的词人和选者, 他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在编选 《词选 》这样一本教材时, 自然会在梦窗词的取舍上有所顾忌 。

    周济的《宋四家词选》成书于他五十二岁左右, 此时周济早已成为词坛的领袖, 他编选 《宋四家词选》的目的是为学词者开示门径, 示人以操作之法,如他在序论中所说 :“问涂碧山, 历梦窗、稼轩, 以返 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 盖如此。”完全是领袖的口吻 。陈匪石对周济的开示门径之功作过详细的表述:“《宋四家词选》之叙与论及眉评, 皆指示作词之法, 并评论两宋各家之得失, 示人以入手之门, 及深造之道 。清季王半塘为一代宗匠, 即有得于周氏之途迳者。其非寄托不入, 专寄托不出二语, 尤为不二之法门。自周氏书出, 而张氏之学益显。百馀年来词径之开辟, 可谓周氏导之。”陈氏所说可谓知言。周济对梦窗词难学的特点是有着清醒认识的, 他说:“梦窗每于空际转身, 非具大神力不能。”但是, 周济更看重的是梦窗词对周邦彦词的继承性。从宋词的发展脉络着眼, 吴文英与周邦彦有艺术上的传承关系, 宋代沈义父已指出 “梦窗深得清真之妙”, 周济在 《宋四家词选》对周邦彦词的评注中也说:“空际出力, 梦窗最得其诀。”学词由梦窗以窥清真, 是最佳的门径, 对此周济非常清楚。所以, 周济在他指示的学词途径中没有把梦窗词当作入门的范本, 而是推出了王沂孙 (号碧山)的词作为学词入门的最佳摹本。他说:“碧山胸次恬淡, 故黍离、麦秀之感, 只以唱叹出之, 无剑拔弩张习气。咏物最争托意, 隶事处以意贯串, 浑化无痕, 碧山胜场也。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 碧山思笔, 可谓双绝, 幽折处大胜白石。”又说:“碧山餍心切理, 言近指远, 声容调度,一一可循。”碧山词思笔绝妙, 声容调度又一一可循, 实是初学作词者摹习的本。因此, 周济把碧山作为学词入门的阶陛, 而梦窗则是“由南追北”、从碧山到达“清真之浑化”的必经之路。陈洵谈到自己的学词经历时曾说:“周氏知不由梦窗不足以窥美成, 而必曰问途碧山者, 以其蹊径显然, 较梦窗为易入耳。非若皋文欲由碧山直造美成也。”“因知学词者, 由梦窗以窥美成, 犹学诗者由义山以窥少陵, 皆涂辙之至正者也。”可谓深知周济旨意 。在开示学词途径这一目的的引导下, 周济将具有“词家转境”之过渡意义的梦窗词拔高到了宋词四家的位置上。

如前所述, 在梦窗词问题上, 周济与张惠言的不同态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因素相互之间不是孤立的, 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着作用 。

三

    周济和张惠言选词时对梦窗词的不同取舍, 从侧面反映了常州派词统在形成过程中的嬗变。第一, 张惠言强调词的特征性和思想性, 即以男女恋情的外在形式表达政治方面的寄托。他推重温庭筠词的 “深美闳约”, 而以五代孟氏 、李氏君臣的词为“词之杂流” (《词选序》), 已经有分词为正、杂的意思。 周济早年编 《词辨 》时, 以温庭筠为正, 以南唐后主为变, 直接继承了张惠言的理论 。但是在选词上, 周济已经把吴文英列入以温庭筠为首的词的正流, 并且在 《介存斋论词杂著 》中说:“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 天光云影, 摇荡绿波, 抚玩无, 追寻已远。”表示了对梦窗词的欣赏。他注重意境的创造和读者的审美感受, 显示了从张惠言论词的道德标准向审美标准的初步转化。周济晚年在 《宋四家词选序论 》中则直接批评张惠言《词选》说:“皋文不取梦窗, 是为碧山门径所限耳。”把《词选 》未收梦窗词作为张惠言的一大失误。因而, 他在 《宋四家词选 》中将吴文英的词置于两宋词坛的重要地位, 称赞它 “立意高”、“取径远”, “返南宋之清泚, 为北宋之秾挚”。这既是对张惠言词论的一个纠正, 也是他注重词作艺术性的一个表现, 更是他有寄托与无寄托相统一理论的形象化体现。

    第二, 浙西词派对梦窗词本是非常推重的, 汪森在《词综序 》中云:“鄱阳姜夔出, 句琢字炼, 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 、高观国羽翼之 。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 赵以夫、蒋捷 、周密 、陈允平、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他把吴文英与张炎、王沂孙等人一起作为姜夔词风的继承者。朱彝尊的 《词综 》在选录这些继承者的词时, 选张辑 11首、吴文英 45 首、赵以夫 8首、蒋捷 2l首、周密 54 首、陈允平 22 首、王沂孙 3l首、张炎 38首。由篇目的数量可以看出,朱彝尊对吴文英的词是比较看重的。浙西词派论词推尊姜夔、张炎, 标举醇雅清空, 讲求格律 。吴文英也是非常注重词的格律和雅化的, 在这一点上他与姜夔确实具有某些相似性, 浙西词派把他纳入姜夔的系列, 应是着眼于此。张惠言论词着重意志的阐发, 对格律几乎没有论及。周济则特别重视词的格律, 他在《宋四家词选序论》中以较大的篇幅对词的声律 、笔法等问题进行论述, 他之所以推崇梦窗词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周济不但注重词的寄托之意, 而且强调词的格律之美, 显示出兼融浙西派理论的倾向。

    透过梦窗词这一个“点”, 我们窥见常州词派词论从张惠言的“比兴”到周济的有寄托“入”无寄托“出”,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周济前后期词学思想的变化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周济在继承张氏理论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纠正,使之更符合创作现实并兼顾读者接受层面, 融合浙西、常州两派理论之长, 最终形成了体现词派特色的词统, 奠定了常州词派在清代词坛上的位置。清代后期词学中,从陈廷焯的沉郁说到况周颐的词境词心说、王国维的境界说, 都是在周济词论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和深化。

    晚清词坛, 王鹏运 、况周颐 、朱祖谋、郑文焯等人纷纷学习梦窗, 对梦窗词进行校勘、评点, 掀起了一股研究“梦窗”的热潮。王、况等人“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 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 而益发挥光大之”,“以立意为体, 故词格颇高”, “以守律为用, 故词法颇严”, 成为当时“词学正宗”, 被称为“桂派”。这些无不是受到周济词学理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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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方式, 选择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行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文学选本的“编选”本身就是一种批评实践。 “编选”这一主体行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因而选本在文人手中经 常成为编选者宣传其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的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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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强调词应 当通过 “男女哀乐 ”的描写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 不能自言之情,”也就是在对男女情感哀乐的描写中, 寄托类似 《诗 》、《骚 》中所含有的那种具有美刺意味的忠君爱国和感士不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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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早期的言 论, 他并没有把这一主张贯彻到底, 他在编选《词综》时已经放弃这一主张, 而转向“词则宜于宴嬉娱 乐以歌咏太平”的论调, 主张 “清空 ” “醇雅”(《紫云词序》)。只有到了张惠言才将比兴寄托这一功能, 作为评词选词的最重要的标准在词学批评中推广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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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兄弟编《词选》是在嘉庆二年之际, 正是阳羡 、浙西二派并趋衰敝之时。阳羡末流流于粗率叫嚣, 浙西末流则失于空疏无物、饾饤堆砌, 金应所说的 “鄙词”和“游词”实是分别就阳羡、浙西之弊而言, 其意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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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有”而“无”、“入”而“出”的说法, 对于作者而言, 既可避免浮浅空疏之病, 又可不至于被狭隘的寄托所限制;对于读者而言, 则拥有了较为自由的欣赏和解说空间, 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再创作能力。这较好地避免了比附之嫌。第二, 周济对作词的艺术技法及韵律提出了较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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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济看来 “意思甚感慨, 而寄情闲散, 使人不能测其中之所有”的梦窗词, 不论在 “无寄托出 ”的词境上, 还是在韵律等方面, 都很大程度地符合了周济的审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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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家的言论可以看出, 尽管他们对梦窗词都极为推崇, 但都 认为学梦窗词难度太大, 初学者不宜从梦窗词入手学习写词。张惠言作为一个有见地的词人和选者, 他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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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把碧山作为学词入门的阶陛, 而梦窗则是“由南追北”、从碧山到达“清真之浑化”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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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和张惠言选词时对梦窗词的不同取舍, 从侧面反映了常州派词统在形成过程中的嬗变。第一, 张惠言强调词的特征性和思想性, 即以男女恋情的外在形式表达政治方面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