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北诗话》中的白居易论

扬之水

《瓯北诗话》中的白居易论

    摘要：《瓯北诗话》是赵翼晚年的诗论名著，主要是对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人的诗歌创作进行系统地评析。其中，对白居易的评析颇为详尽，主要涉及白居易的生平、思想及政治造化；诗歌的题材、体裁、寓意、真伪辨析、艺术风格、艺术传承；白居易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颇具高见灼识。

    关键词：《瓯北诗话》；赵翼；白居易

    赵翼（ 1727~1814 ），字云崧，号瓯北，晚号三半老人，江苏阳湖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与袁枚、张问陶并称为清代性灵派三大家。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擅长史学，考据精核，所著诗话亦颇有名气，其《甘二史札记》为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

    身为文史学家两重身份的赵翼论诗主张独创、创新，注重独抒性灵，反对模拟，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对于王士祯的“神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亦表示不满。“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这些著名的诗歌从侧面极有力地反映出他的诗歌创作理论思想。著名诗歌理论著作—— 《瓯北诗话》，是他晚年集大成之作，诚如他自己在这部书的小引中所说：“少日阅唐、宋以来诸家诗，不终卷，而己之才思涌出，遂不能息心凝虑，究极本领，不过如世之选家，略得大概而已”。年少时即喜欢阅读前人的诗歌，虽无深刻的认识，却仍爱不释手，自己的才思也得以启发。 “晚年无事，取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觉向之所见，仅十之二三也……得识各家独至之处，与之相上下……惜乎老至耄及，精力已衰，不复能与古人争胜。 然犹幸老而从事于此，虽不能力追，而尚能见到，差胜于终身不窥堂奥者……而于诸才人实大有所益也。 ”直至晚年，方才觉醒，年少时阅读诗歌所获得的见地不过十之二三而已。为了勉励诸才人， 避免他们重蹈覆辙，遂将自己的所见，“以公诸同好焉”，从而使诸才人可以“省数十年之熟视无睹”。

    是书系统地评论了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多注重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评价允当。蒋寅先生曾评论这部书说：“清诗话中论专人之作虽不鲜见，而详论多家、人各一卷者仅此一种”。 可见《瓯北诗话》在中国诗学理论史上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近年来，学界对赵翼《瓯北诗话》中关于某位诗人的评论而进行研究的现象颇多，如《简论〈瓯北诗话〉的李白研究》，《试论〈瓯北诗话〉中对韩愈的评论》，《瓯北推重元遗山原因探考》等等。笔者以《瓯北诗话》中关于白居易的评论为研究文本，结合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经历，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过程及经历作全面分析。

   一、作家论

     对某个诗人诗作的评论要做到公正全面， 就必须对其人，如生平经历、兴趣爱好等有全面的了解，即所谓“知人论世”。《瓯北诗话》中对白居易的身世和思想有不少的研究和评价，总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白居易之身世

   《瓯北诗话》：“香山出身贫寒，故易于知足”。支撑着赵翼这个观点的是白居易少年时所作的一首五言古诗《秋暮西归途中书情》：“马瘦衣裳破，别家来二年。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可见其年少之时在外奔波时受苦之深。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朱陈村》（忆昨旅游初，迄今十五春。孤舟三入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亦可作为佐证。这确实应算是白居易年少经历的种种磨难的最好见证了。据史料记载，白居易出生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乱，民不聊生，后因祖父祖母的去世和家父的升迁，他也随父迁居至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后又为躲避中原战乱而转移至江南，甚至于后来为取得功名而几经辗转，四处漂泊。 白居易的年少时光，几乎都是在为躲避战乱而四处奔走， 或者是为求取功名而辗转各地。即使曾经家境丰厚的他，在几经如此之多的波折之后，生活之艰辛也是难以想象的。故，白居易“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基调灰暗……然而，在颠沛的生活中，他磨练了性格和意志，接触了社会和人民”。

   （二）白居易之思想

     赵翼认为白居易爱名之甚是前所未有的，“才人未有不爱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他的依据便是白居易“所撰诗文，曾写五本：一送庐山东林寺经藏堂，一送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送东都圣寿寺钵塔院律库楼，一付侄龟郎，一付外孙谈阁童。此香山所自记也”。且“《旧唐书》谓其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及香山圣善寺，《春明退朝录》谓寄藏庐山东林寺、龙门香山寺，盖摘举之词”。 可见，白居易也同众多文人一样，功名之念、出仕之盼长据心头。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理念是他一生的信条。他明确说过“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儒家思想是他思想的主导，这主要表现在他为官时期的“兼济”之志。除此之外，他的思想还融合了道、佛两家，这主要表现在他晚年时期。《瓯北诗话》中就记载：“元和中，方士烧炼之术盛行，士大夫多有信之者。香山作庐山草堂，亦尝与炼师郭虚舟烧丹，垂成而败”。可见，白居易的思想，是综合了儒、佛、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

     （三）白居易之仕履

    《瓯北诗话》中也零星地反映出白居易出仕为官的大致轨迹和作为。 白居易 29 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在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讽喻诗，以《秦中吟》和《新乐府》为代表，抨击时政，令权贵们谈之色变。后因为母亲病逝，白居易回故乡守孝三年，回到长安之后，他拜官左赞善大夫。在他 44 岁时，因为僭越上书议事， 再加之创作的大量讽喻诗， 他被贬为江州司马，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三年之后，因好友的举荐，升为忠州刺史，后因穆宗继位，将其召回长安，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造、中书舍人等，后又出任杭州刺史，任满之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一生为官，勤于政事，忧国忧民。

   《瓯北诗话》主要是从诗证的角度去评价白居易为官之道的。如“香山诗不惟记奉，兼记品服。初为校书郎，至江州司马，皆青衣绿。有《春去》诗云‘青衫不改去年身’，《寄微之》云‘折腰俱老绿衫中’，及《琵琶行》所云‘江州司马青衫湿’，是也”。可见，他在为官期间，以身作则，力行勤俭节约。又如“香山历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见于诗。 为校书郎云：‘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盩至尉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综观白居易的一生，以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前期是他兼济天下、为国为民的时期，后期则是他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时期。丰富的人生阅历成就了他驰名海内外的诗名，造就了他文学上的造诣。

   二、作品论

    《瓯北诗话》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以及作品颇有研究，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白居易诗名的赞美与肯定

     赵翼开篇就赞美白居易是“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接而分析说：“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最后，他赞美说“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 的确，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以通俗晓畅而蜚声海内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说“是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这在白居易写给元微之的信中也能找到佐证：“自长安至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其诗者；士庶、僧道、孀妇、处女之口，往往有诵其诗者”。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能风行海内，我想这和他自身爱名以及他所倡导的诗歌创作主张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以其对通俗性和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 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赵翼还举出白居易“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况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他说《长恨歌》是“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以至于“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乐诵之”，从而使白居易的诗名“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可见，白居易的诗名早在信息流通阻塞的古代社会，就已经流传甚广了， 更何况是交通和传媒越来越发达的后世呢？

    白居易的诗歌大部分保存在《白氏长庆集》中，《瓯北诗话》也对此有所记载，“香山诗凡数次订辑，其《长庆集》经元微之编次者，分讽喻、闲适、感伤三类”。赵翼对作此分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盖其少年欲有所济于天下，而托之讽喻，冀以流闻宫禁，裨益时政；闲适、感伤，则随时写景、述怀、赠答之作”。《瓯北诗话》还记载了白居易老年之时丧失了年少之志，再也没有对诗歌进行这种分类了，只是分为格诗和律诗，“随年编次而已”。遂导致白居易的诗歌有诸多版本。

    （二）对白居易诗歌体裁的分析与研究

    七律在中国诗歌史上算是比较晚出的一种体裁，直至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从而也导致了“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但是，赵翼指出“惟香山诗，则七律不甚动人，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以至于“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他接而分析说这大概是因为“香山主于用意”，因为“用意，则属对排偶，转不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惟意所之，辩才无碍”。并且白居易“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可见赵翼对于白居易古体诗歌喜爱的程度之深。 白居易善于用意，而古体这种体裁又可以让其发挥自如，加上白居易写诗的笔力和工力，使其诗歌至精至纯。然而白居易的诗歌也不乏律体诗，所以赵翼接而论述道，“然近体中五言排律，或百韵、或数十韵，皆研炼精切，语工而词赡，气劲而神完”，所以“虽千百言亦沛然有余，无一懈笔。当时元、白唱和，雄视百代者正在此”，甚至是“后世卒无有能继之，此又不徒以古体见长也”。赵翼客观地批评了白居易的七律诗，肯定了白居易的古体诗和五律诗，且称赞说：“五言排律，长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

    （三）对白居易诗歌创新之处的辨析与赞美

    《瓯北诗话》花众多篇幅来分析白居易诗歌的创新之处，这也正是赵翼创新主张的生动体现。赵翼认为，“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 而后可以传世”。作为好名最甚的白居易，他又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赵翼认为，“古来但有和诗，无和韵。 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 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来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和韵之多，篇幅之长，技法之精，这也是白居易首开先例：“他人和韵，不过一二首，元、白则多至十六卷，凡一千余篇，此又古所未有也”，这也是白居易的创新之处。

    除此之外，赵翼认为，“香山于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他列举了很多白居易自创的格体，并举有诗歌作为佐证。如“连用叠调，此一体也”，所举实例是《洛阳有愚叟》（五古）（检点盘中饭，非精亦非粝；检点身上衣，无余亦无阙；天时方得所，不寒有不热；体气正调和，不饥亦不渴）和《哭崔晦叔》（五古）（丘园共谁卜？山水共谁寻？ 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 花开工谁看？ 酒热共谁斟）。 又如“连用五‘春’字，此一体也”， 所举的例子为《洛下春游》（五排律）（府中三遇腊，洛下五逢春。春树花珠颗，春塘水曲尘，春娃无气力，春马有精神）。再如，“亦以第七句单顶第六句说下，又一体也”， 所举实例为《酒库》（五律）（野鹤一辞笼，虚舟长任风。 送愁还闹处，移老入闲中。身更求何事，天将富此翁。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并且又列举了《雪夜小饮赠梦得》（七律）（久将时背称遗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仙应有以，曾看东海变桑田）这首诗来增强说服力。

    总之，在赵翼看来，白居易的诗歌开创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先例，笔者在这里仅仅罗列了一小部分，仅就以上列举来看，赵翼对白居易的诗歌创新基本上是肯定的。

   （四）对白居易唱和之诗的记载与评价

     元、 白二人的情谊与诗歌创作早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也对此有些评论。元、白二人共创和次韵诗，“盖元、白虚此一体，为历代所无，可从此出奇；自量才力，又为之而有余。 故一来一往，彼此角胜，遂以之擅场”。 “然二人创此体后，次韵者固习以为常；而篇幅之长且多，终莫有及之者。至今独推独步也”。可见，元、白二人互相和诗、赠答、述怀，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既是比拼诗力的平台，也是进步的阶梯。《瓯北诗话》中不仅记载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唱和、赠答之事，也记载了白居易与其他诗人之间的互和互答，如《赠梦得》、《答苏庶子》、《和韩侍郎苦雨》等等。

   三、比较研究

    《瓯北诗话》没有把白居易作为一个孤立的诗人来分析评价， 而是将其放在一个诗歌发展史的大平台之上，将白居易和其他诗人进行比较研究，如元微之、韩愈、杜甫、李白、孟郊、苏轼等人，而比较最多的就是韩、孟诗派和元微之。

   （一）对元、白并称的评价

    元、白并称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这二人不仅是诗歌创作上的好搭档， 更是精神共勉的好朋友。《瓯北诗话》对此也有记载，“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还对他们二人诗歌的共同特性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然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更进一筹矣”。他认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的原因就在于此。可见，赵翼从二人的才力与诗歌特性出发， 既肯定了他们通俗晓畅的共同特性，也辨析了二人取得不同成就的原因。

    （二）对元、白与韩、孟的比教研究

    《瓯北诗话》开篇就肯定了四人的成就：“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接着，论述了这两个派别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各自的优劣：一个以奇警著称，一个因坦易出名，而赵翼更赞赏后者，因为虽然“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奇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而“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这就是“元、白较胜于韩、孟”的原因之所在。但在我看来，这两种诗派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出彩之处，赵翼之所以赞赏后者，只能说后者更符合他的审美需求和语学主张而已。他认为“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所以，以奇警著称的韩、孟两人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过于追求奇字妙句，而忽视了情感的表达，就很难得到赵翼的认同和赞赏了。相反，以“坦易”而出名的元、白二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并不纠结于字词的使用，而是随性所发，自然得到赵翼的赞美。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此而怀疑赵翼评诗论诗的公正性与公平性，因为，每个人在进行评论的时候，免不了会或多或少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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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文史学家两重身份的赵翼论诗主张独创、创新，注重独抒性灵，反对模拟，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对于王士祯的“神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亦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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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认为白居易爱名之甚是前所未有的，白居易也同众多文人一样，功名之念、出仕之盼长据心头。儒家思想是他思想的主导，这主要表现在他为官时期的“兼济”之志。除此之外，他的思想还融合了道、佛两家，这主要表现在他晚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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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北诗话》主要是从诗证的角度去评价白居易为官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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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开篇就赞美白居易是“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接而分析说：“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最后，他赞美说“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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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能风行海内，我想这和他自身爱名以及他所倡导的诗歌创作主张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以其对通俗性和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 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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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指出“惟香山诗，则七律不甚动人，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以至于“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他接而分析说这大概是因为“香山主于用意”，因为“用意，则属对排偶，转不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惟意所之，辩才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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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善于用意，而古体这种体裁又可以让其发挥自如，加上白居易写诗的笔力和工力，使其诗歌至精至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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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客观地批评了白居易的七律诗，肯定了白居易的古体诗和五律诗，且称赞说：“五言排律，长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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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二人互相和诗、赠答、述怀，对于他们二人来说，既是比拼诗力的平台，也是进步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