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朱熹咏梅诗词比较研究

扬之水

苏轼与朱熹咏梅诗词比较研究

      ［摘要］以苏轼与朱熹的咏梅诗词为研究对象，从主题、意象、修辞手法三个领域来解读并对比各自诗歌的创作特点，以期能够了解古代社会人们对于梅花之美的发现，进而去发掘人格美，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梅、诗、诗人以及梅品、诗品与人品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推动人们在品格上的自我完善。

  ［关键词］苏轼;  朱熹;  咏梅诗词;  比较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

   在国内，对于宋代咏梅诗词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梅花的习性、色香、姿态、品格与德性诸方面的特点的研究，但以咏梅为视角对苏轼或者朱熹诗词研究的论文、论著却极少，更毋论及将二者结合相比较的论文。期刊方面，分别以“苏轼、咏梅”及“朱熹、咏梅”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当中进行检索得到的相关文献，其结果中，前者有 10 篇期刊论文与之相关，例如，西北大学邓海燕的硕士论文《苏轼陆游咏梅诗词比较》( 西北大学，2012 年) 、暨南大学谢新香的《论苏轼咏梅对梅花审美意蕴的提升》( 《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 等; 后者的检索结果仅有 2 篇，其一为延边大学马红玉的硕士论文《朱熹咏梅诗词的研究》( 延边大学，2012) ，难能可贵的是，在该论文中有数百文字提及了苏轼与朱熹咏梅诗词之间的比较，这是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唯一能找到的相关研究的资料。其二为宿迁学院付春明的《朱熹咏梅诗的思想意蕴》(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4) ，而将二者的咏梅诗进行专门比较研究的论文则为零。这就意味着，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在专著方面，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苏轼诗歌的专著是谢桃坊 1984 年完成的《苏轼诗研究》，而代表苏轼近年来的研究较高成就的有: 王水照于 2014年出版的《苏轼研究》; 冷成金出版于 2016 年 11 月的《中国苏轼研究》。二者的专著都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苏轼的思想、品评及其影响等，但是并没有特别的章节介绍苏轼极具特色的咏梅诗词。关于朱熹的文学研究，主要有李士金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2013．11) 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了朱熹的文学思想，深入到朱熹的思想内核，发现朱熹本人诗经学所体现的文学思想与其理学情怀、忧国忧民精神的一致性。胡迎建所著的《朱熹诗词研究》于 2011 年出版，对朱熹的诗词进行了一个总汇、校勘与研究，在“咏物寓意诗”章节，涉及咏梅的内容，值得参考。2014 年张毅的专著《苏轼与朱熹》以清新脱俗的笔触书写了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该书虽然没有就二者的诗词进行比较研究，但是对“文心”与“道心”做了深刻的阐述，从根本上解释了造成二者诗词内容差异的原因。

   在国外，一方面，美国著名汉学家唐凯琳博士认为，西方学术界对苏轼研究是从本世纪开始的，1937年，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写成了《乐天知命的天才——苏东坡》一书，该书除了苏轼的传记，还大量译介了苏轼的诗、散文、函札，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苏轼的重视。而最早将苏轼诗翻译成英语介绍给西方读者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威廉( Arthur William) 的《中国诗歌集》中涉及少数的几首苏轼的诗。迄今，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西方学者从文学史、思想史、艺术史等不同层面对其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题目往往不太平衡，不成体系，更毋论将朱熹与苏轼相关联的论文了。较新的论著为越南学者阮延俊于 2014 出版的《苏轼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从儒、道、释思想宗教角度，论述苏轼执著而又旷达的生命境界、坦荡而又超然的人生态度，并揭示建构这一生命境界和人生态度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海外关于朱子学的研究呈现平稳的状态，学者们从未停止对朱子理学思想的探索，但就对朱熹诗词的研究而言成果不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韩国学者李秀雄的专著《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该作另辟蹊径，把梅与朱熹的品行和志向相互比拟，以梅塑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第五章《朱熹与李退溪诗之内容》专门探讨了朱熹的咏梅诗，分析了梅蕴含的坚贞高洁的文化意蕴与朱熹人格精神的契合，值得借鉴。目前尚未有资料证明海外有苏轼与朱熹的诗词比较研究作品。

   宋代诗人咏梅众多，而朱熹对梅花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据统计，朱熹的咏梅诗词共达 38 首，其中，“五古 1 首，七古5 首，五律 7 首，七绝 9 首，七律 3 首，五绝 12 首，共 36 首，另外还有 2 首咏梅词。”苏轼的咏梅词共有 46 首，二者在咏梅诗词的数量上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本文以二者的咏梅诗词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通过分析二者的咏梅主题、咏梅的意象、艺术表现手法三个角度，来探讨他们的咏梅诗词的异同，通过这种比较，厘清梅花所蕴含的精神与品格是如何在两位大师的影响之下得以完善的。

  二、主题思想之比较

   从主题思想角度切入对两位文化大师的咏梅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苏轼的咏梅诗追求一种幽逸冷峭之趣，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清高孤傲、坚守情操雅逸自恣的品行志趣。而朱熹注重对儒家传统诗学观念“诗言志”的继承，其咏梅诗哲理为重，理趣居上。

   苏轼寄情予梅，从多个角度咏梅，将梅花作为独立完整的审美对象，引入当时文人主流的审美视野。在苏轼品类繁多的咏梅诗中，有寄托思念的如: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西江月》) 这前两句，赞美了梅花艳丽多姿，不需敷粉施朱，自然光彩动人。结拍的两句借用了王昌龄的咏梅诗，感叹自己的感情已随“晓云”的消失而幻化成空了，属于悼念之作，用拟人手法，将花喻人，以表达对自己侍妾朝云的追思，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朱熹的咏梅诗系列中，也有吟咏寄情的一类，主要是表达思乡怀人之情，如: “旧岁将除新岁来，梅花长是雪毰堆。如何此日三州路，不见寒葩一树开。”( 《不见梅再用来字韵》节选) 可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写下这诗，咏的是梅，诉的却是思乡情。

   梅除了被两位诗人用来寄情之外，还用于自抒愁苦愤懑的心绪。单从用字上来说，苏轼常用“独”字和“一”字，而朱熹则喜用“独”字和“孤”字，二人在用字上具有相似之处，共同用这样寂寥的字眼来表现梅的幽独寂寞，表现自身郁郁不得志的状态。苏轼的咏梅诗大多创作在“乌台诗案”之后，而朱熹遭遇了“伪学禁党”的攻击，遭遇排挤，怀才不遇，难免感伤，咏梅之时，除了欣赏其优雅之姿，也借其直抒胸臆。在《墨梅》中，朱熹借“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充分表达了对黑白不分的党禁的愤懑之情。

   在咏梅的主题思想上，两人均有以梅自喻坚贞高洁的品质，同时表达自己不与人同的志趣，如苏轼的:“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慌荆棘，始信幽香是返魂。”( 《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 其四) 》) 这里用了东昏妃潘氏的典故。这位贞烈的潘氏在亡国之后，自缢以避受辱之命运。苏轼以该形象来比拟梅花，称赞梅花坚持自我、不肯委曲求全的品格的同时，也是借以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与政治气节。充分体现了苏轼身在混乱官场，却不与世沉沦，情操高标。朱熹的“霜风殊未高，杖策荒园里。仙子别经年，相看共惊喜。”( 《早梅》) 表现出梅花开在恶劣的环境中，却自有风骨，刚强坚韧。

   除了这许多的共通之处，朱熹作为理学家还常将自己的理学思想用诗歌去表达，但苏轼并不是一个善于思辨的哲学家，他欣赏梅的清幽高雅，赞赏它“雪骨冰魂”的品质，总能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去观照自然景物和现实生活的情感，直戳事物本质，挑明人生底蕴。朱熹的作品总能将情、理、物巧妙结合，呈现出自己生活历程与社会活动的生动一面。《庚申立春前一日》是朱熹写于人生即将谢幕之时: “雪花寒送腊，梅萼暖生春。岁晚江春路，云迷景更新。”在这对偶严谨的诗句中，感受到的不是迟暮之年的落寞，却是暖暖的春意与穿透“迷云”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真理的自信与洒脱。朱熹的咏物诗大多融汇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理学思想。在“瑞雪飞琼瑶，梅花静香倚。独占三春魁，深涵太极理”《小均四景诗( 其四) 》这首诗中，朱熹不仅歌颂了梅花不畏严寒，傲然绽放的高洁品质，也呈现了形而上的太极之理。在诗里，朱熹将“飞琼瑶”的动态与“静香倚”的静态相结合，不仅呈现视觉上的美感，也把前后相继、无始无终的太极之理蕴藏其中。

   括而言之，在咏梅诗的主题上，二者均有借梅寄托情思、抒发愤懑情绪、自喻高洁品质、孤标傲世的情怀的共通之处。也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别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苏轼因其自由不羁又思无所依的文艺创作和生命实践，形成了自由文艺观，而朱熹的出发点建立在调整意识形态，再造封建秩序的历史要求，则形成了理学文艺观。”二者文艺观上的差异，使得其在咏梅之时着重之处也有所不同。

  三、咏梅意象之比较

   从咏梅诗词意象、意境表现手法上进行比较可知，两位文学家常写到的是“月下之梅”“雪中梅”，借咏梅的形式把自己宦海沉浮、人生漂泊不定的主观体验融入诗中，在体现诗人特立独行的个性的同时，表现了内心的迷惘以及对仕途危苦的感慨。在官场抑郁不得志又心系天下苍生的朱熹，也喜爱借梅传达对生活的领悟。

   总览苏轼的咏梅诗，绝大部分是在月色的熏染之下。“月”在中国文学中往往象征着超越凡尘庸扰的精神追求。将梅置于月色之下，用皎洁清冷的月光来烘托梅花的明净高洁，月与梅在柔光中相互交映，相得益彰，使整个赏梅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江头千树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处，点缀裙腰纷不扫。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 《和秦太虚梅花》节选) 苏轼以一种不事雕琢的语言，由梅及人，感慨自己虽被贬黄州，却感觉“江头千树春欲闇”——好似春天也不远万里相随而来，在沉寂的贬谪日子里，苏轼有时豪迈旷达，有时也难免消极悲观，内心充满了矛盾，在这欣赏日落月出之下的梅花之时，内心无比凄凉，但仍从梅的身上感受到春意相伴，找寻到一丝精神慰藉。又如“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节选) 在这朝日已升、残月未尽的南国清晓，诗人看着明洁如玉的梅花盛景，思绪放任，尽情享受短暂的欢愉。与之前被贬黄州的月下之梅相比，这首创作于 60 岁之时在惠州贬所写下的诗更加积极明媚。一言以蔽之，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历经磨难，可是却依然不忘初心，保持一个最本真的自我，在文学创作及其审美的生命精神活动中，他由始至终都保持着潇洒自如的气度和乐观旷达的情怀。

   苏轼仕途不顺，一生被贬四次，相似地，朱熹平生关心社会政治问题，却同样仕途坎坷。“朱熹一生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知识分子为了文学‘费精神’‘糜岁月’，却最终是在文学的苦难中看到自己的不幸。文学成了朱熹最后寄托思想和灵魂的殿堂，也成为他精神苦难的避难所。”因此，他的咏梅诗词的创作带有一定程度的愁寂伤感，但同苏轼一样，在这种感伤之中并不消极颓废，而是借梅言志，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依然不改初衷，赤诚忠贞。朱熹同样写月下之梅，如《寒梅》一诗: “白玉堂前树，风清月影残。无情三弄笛，遥夜不胜寒。”朱熹在清风残月中思念家乡，因为其一生壮志难酬，仅有 9 年的为官生涯，一心为国为民，然而在那个国事不振的时代，处处受到排挤，使得这种思乡之情显得愈加孤独寂寥。又如《梅堤》: “仙人冰雪姿，贞秀绝伦拟。驿使讵知闻，寻香问烟水。”就体现了朱熹内心对归隐山林的向往，而且深感怀才不遇、壮志难酬。

   总的来说，两位大师皆钟情于梅，梅花在他们的笔下仿若出尘的仙子、超脱世俗的贞女，具有高超的品格，因而，他们不仅借梅以抒情言志，也借梅自喻，表达自身坚贞高洁、孤标傲世的品性。

  四、修辞手法之比较

   这部分以诗词修辞手法对两位大师的咏梅诗词进行比较，以认知二人语言运用的风格特色。着重对苏轼和朱熹在拟人、用典上的比较，对于二人诗词中某些独特的修辞长处也略作分析，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二人诗词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和特色。

   苏轼的咏梅诗词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赋予梅花不同于其他花卉独有的品格，亦即“梅格”。“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做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 《定风波》节选) 用拟人的手法，将梅花描述成一个冰容玉骨的非主流妇人，即使做出俗媚的姿态，也难掩其高洁出尘的风姿。用语平易朴实，却精妙绝伦，而且这种神似的写作原则，推动了宋朝的艺术创作沿着一种托物言志的方向发展。朱熹也有相类似的咏梅之作: “姑射仙人冰雪容，尘心已共彩云空。年年一笑相逢处，常在愁烟苦雾中。”( 《梅》) 这首诗前两句以“姑射仙人”的冰雪容貌比拟梅的姿容品行，让人见之忘忧; 后两句，每年与梅花相逢而笑，不去顾及生长环境的恶劣。朱熹用了比兴手法，赋予梅以仙人的品性，写梅而及人，与梅互引为知音，寄托了朱熹坚守本心、自甘寂寞的志趣。朱熹作为理学家，坚信“重道轻文”的理念，因而在其诗歌创作中，语言大多平实自然，少有雕琢藻饰。在这一写作手法上，二人有着相似之处，借诗词架构人格与梅格，人与梅之间心灵相通，人带着梅的高洁气质，忘尘世于喧嚣，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拟人是两位大师在咏梅之时用得最多的艺术手段，前文也略有提及。朱熹认为“作诗作为娱乐之价值，不可‘陷溺’，要恰当。但若是‘真味发益’的创作则又另当别论，是不同于寻常好吟的人。”而且，朱熹虽然不甚认同苏轼的政治观点，但是对其文章却极为赞赏: “东坡文说得透。”

   朱熹与苏轼的诗词，除了常用拟人手法对梅进行描摹之外，用典也是两人共同的一个特点，例如苏轼的《阮郎归》: “暗香浮动月黄昏，堂前一树春。东风何事入西邻，几家常闭门。雪肌冷，玉容真，香腮粉末匀。折花欲寄岭头人，江南日暮春。”这阙词自然而贴切地沿用或化用了庄子、蒋维翰、林逋等人作品中的语典。既描绘了“雪肌”“玉容”“粉腮”的外在优美姿态，又赞赏其“冷”“真”“香”的内在品质。而朱熹则从古代《诗经》《离骚》到当代苏轼、陆游的诗歌，他都有所引用，用典范围较为广泛，其中对陶渊明的诗歌典故用得特别多。究其原因，陶渊明崇尚自然，这与朱熹倡导自然、主张不造作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朱熹对苏轼词的用典( 例如作于绍兴二十三年的《梅花两绝句》) 就是以咏梅而表达对友人情念之深。其中“天涯岂是无芳物，为尔无心向酒杯。”化用了苏轼的词《蝶恋花·春景》中的词句。

   除了这里提到的拟人与用典之外，苏轼在创作诗词构建修辞文本之时，还常采用比喻、倒装、复叠、列锦、借代、映衬、通感等修辞格，使得诗作风格各异，意境多样。另一方面，朱熹作文擅于化前人诗句，点石成金。另外，他也喜用对仗句式，体物精工，别具匠心。在叠字、铺排与夸张的运用上也是炉火纯青，这些修辞手法强化了诗歌的表达效果，更显出彩。

  五、结语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著述成果浩如烟海。其中，“在宋代文人里，苏轼堪称思想最为通达、气度极为潇洒的文学家。”南宋的朱熹，作为同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仅是理学之集大成者，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其在文学上也有颇深的造诣。但他们二人均经历官宦仕途曲折坎坷，促使其与梅花成了知音，常于诗词之中以梅自喻，盛赞梅花超凡脱俗的品格。二人都把自己曲折坎坷的人生和自我意识与梅花的生长环境、姿态、香气等相互联结，这既提升了梅的审美意蕴，又不约而同地将梅作为倾诉内心情感的友人，把自我境遇、心态融入到对梅花的描绘中。从意义上讲，通过分析和比较朱熹与苏轼二人咏梅诗词的异同，能够了解古代社会人们对于梅花之美的发现，进而去发掘人格美，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梅、诗、诗人以及梅品、诗品与人品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推动人们提升自己的品格，成为具有高洁“梅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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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咏梅诗追求一种幽逸冷峭之趣，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清高孤傲、坚守情操雅逸自恣的品行志趣。而朱熹注重对儒家传统诗学观念“诗言志”的继承，其咏梅诗哲理为重，理趣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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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寄情予梅，从多个角度咏梅，将梅花作为独立完整的审美对象，引入当时文人主流的审美视野。朱熹的咏梅诗系列中，也有吟咏寄情的一类，主要是表达思乡怀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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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除了被两位诗人用来寄情之外，还用于自抒愁苦愤懑的心绪。单从用字上来说，苏轼常用“独”字和“一”字，而朱熹则喜用“独”字和“孤”字，二人在用字上具有相似之处，共同用这样寂寥的字眼来表现梅的幽独寂寞，表现自身郁郁不得志的状态。苏轼的咏梅诗大多创作在“乌台诗案”之后，而朱熹遭遇了“伪学禁党”的攻击，遭遇排挤，怀才不遇，难免感伤，咏梅之时，除了欣赏其优雅之姿，也借其直抒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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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 其四)

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
临春结绮慌荆棘，始信幽香是返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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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梅
霜风殊未高，杖策荒园里。
仙子别经年，相看共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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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作为理学家还常将自己的理学思想用诗歌去表达，但苏轼并不是一个善于思辨的哲学家，他欣赏梅的清幽高雅，赞赏它“雪骨冰魂”的品质，总能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去观照自然景物和现实生活的情感，直戳事物本质，挑明人生底蕴。朱熹的作品总能将情、理、物巧妙结合，呈现出自己生活历程与社会活动的生动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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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申立春前一日
雪花寒送腊，梅萼暖生春。
岁晚江春路，云迷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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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均四景诗( 其四)
瑞雪飞琼瑶，梅花静香倚。
独占三春魁，深涵太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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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咏梅诗的主题上，二者均有借梅寄托情思、抒发愤懑情绪、自喻高洁品质、孤标傲世的情怀的共通之处。也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别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苏轼因其自由不羁又思无所依的文艺创作和生命实践，形成了自由文艺观，而朱熹的出发点建立在调整意识形态，再造封建秩序的历史要求，则形成了理学文艺观。”二者文艺观上的差异，使得其在咏梅之时着重之处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