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胡震亨《唐音癸签》的搜辑与考辨之功

扬之水

第四章 胡震亨《唐音癸签》的搜辑与考辨之功

第一节 搜罗纂辑之功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卷类》云：“震亨搜括唐诗用力最剧，九签之中惟戊签有刻，而所录不出御定《全唐诗》之外，亦不甚行。独诗话采撷大备，为《全唐诗》所未收，虽多录明人议论，未可尽为定评，而三百年之源流正变犁然可按，实于谈艺有裨，特录存之，庶不没其搜辑之勤焉。”郑振铎云：“其用力之劬，不下于计有功之《唐诗纪事》、尤袤之《全唐诗话》；而于明人诗话，所收尚多，仅有今日不易得见之本。”二者都肯定了胡震亨《唐音癸签》对明人唐诗论述的搜罗纂辑之功。胡震亨对唐人诗集介绍、唐人选唐诗、后人选唐诗以及唐诗诗话等资料的整理，集中体现在《唐音癸签》的卷三〇至卷三三。

   胡震亨在卷三〇列出了搜辑唐人诗集所参校的八种书目：“唐人集见载籍可采据者，一曰《旧唐书·经籍志》，一曰《新唐书·艺文志》，一曰《宋史·艺文志》，一曰郑樵《通志·艺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书目》，一曰马端临《文献经籍考》，端临所引书又二：一曰晁公武《读书志》，一曰陈《直斋书录解题》，此数书者唐人集目尽之矣。”（卷三〇）并作进一步比较：“《旧唐书·艺文志》（当是《经籍志》）集部止载开元以上，未全；《新书志》（《新唐书·艺文志》）全载，而有伦次。《宋志》（《宋史·艺文志》）通载五代，其目为多，然亦详于近而略于前，晚唐与唐志相当外，犹溢出数家；若盛唐、中唐，较唐志亡其半；初唐十亡八九，几于无存；而闰、晚之间，世次尤为错乱难据。延阁签帙，随手簿录，史官漫不经意故也。郑志出宋志之前，抄合唐二志成书，混乱时有。尤、晁、陈三氏，但录一时民间存者，亡者不载。尤无所发明，同之夹漈。晁、陈考订为详，评骘亦确，但披目寥寥，不胜散亡之恨。此则诸家集录之概，可得论次者也。”（卷三〇）胡震亨指出《旧唐书·经籍志》所收录的唐人集部，仅止于开元之前，《宋史·艺文志》与郑樵《通志·艺文略》目次编排显得杂乱，晁公武、陈振孙二人书目考订颇为详实，评骘诸书亦确实，可惜所收书目较少。

   胡震亨以上述八种书目为基础，参校有无，去除重复，按唐人的世次先后，分为帝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闰唐、方外及宫闰八个类目，并在每类之下，详细列出诗人别集及卷目。共搜辑帝王八家，三百六卷；初唐一百五十二家，两千六百五十五卷；盛唐四十九家，五百六十卷；中唐一百六十四家，两千四百四十五卷；晚唐一百三十七家，七百六十九卷；闰唐一百四十三家，一千二百二十九卷；方外、宫闰三十八家，三百二十八卷。总计集六百九十一家，八千二百九十二卷。胡震亨云：“自宋严沧浪称唐诗有八百家，后人傅会，谩云千家。今合诸家集录，实数如此，即七百亦不满。其中诸集有单行诗者，有不分诗文概称集者，亡佚寖远，难可悉稽，约略此八千卷，文笔定四占其三，诗大抵为卷二千止矣。余以千卷签唐音，在亡之数，其犹幸相半也乎！”（卷三〇）在唐诗研究史上，胡震亨第一次较为准确地统计出唐人诗集存世的数目，其搜罗纂辑之功力由此可见。

   对唐诗选集的搜辑，胡震亨按时代分为两大类：一是唐人及五代编撰的唐诗选集，一是宋人至明人编撰的唐诗选集。前者所辑录的选集多达三十二种，后者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前者，胡震亨认为“自宋以还，选唐诗者，迄无定论。”（卷三一）因此在辑录宋代以后的唐诗选本时，只辑录最具代表性的。

   胡震亨极尽钩玄，搜罗包括五代人的唐诗选三十二种。其中，合前代选者有：《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唐僧惠净辑，自梁至唐初刘孝孙止，十卷；《丽则集》，集文选以后至唐开元词人诗，唐李氏撰，不著名，五卷；《诗人秀句》，总章中元思敬撰，二卷；《古今诗人秀句》，吴兢同越僧玄监撰，二卷；《玉台后集》，天宝中李康成续徐陵《玉台新咏》，自陈、隋至唐初沈、宋、四杰而下，附以己作，十卷。选初唐有：《正声集》，孙季良撰，三卷；《奇章集》，录李林甫至崔湜百余家诗奇警者，不知撰人姓名，四卷；《搜玉集》，自四杰至沈、宋三十七人，诗六十三篇，不详撰人名，一卷。合选初盛唐有：《国秀集》，国子进士芮挺章撰，所载李峤、沈、宋讫祖咏、严维九十人诗二百二十篇，三卷。选盛唐有：《河岳英灵集》，殷璠撰，三卷；《箧中集》，元结撰，结以近代诗人，拘限声病，惟吴与沈千运独挺流俗，能与人异，取其诗及同时相效者五六人，为编一卷；《起予集》，大历中曹恩撰，五卷。选中唐有：《南熏集》，窦常集韩翃至皎然三十人诗，分西掖、南宫、外台为目，人各系事系赞，三百六十篇，三卷；《御览诗》，宪宗勑学士令狐楚纂选，一卷；《中兴间气集》，高仲武集，二卷；《极玄集》，姚合撰，二卷。合选则有：《唐诗类选》，大中时太子校书顾陶集，序云：国朝以来，杜、李挺生，莫得而间，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得苏、李、刘、谢之风骨，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其律体切语对绝声病，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皆妙于新韵，守章句，不失其正。选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二十卷；《又玄集》，韦庄撰，三卷；《文章龟鉴》，倪宥集前人律诗，卷亡。五代人选唐诗有：《国风总类》，王仁裕撰，五十卷；《拟玄集》，十卷；《诗纂》三卷；《续正声集》后唐王贞范编，五卷；《续又玄集》，南唐刘吉编，十卷；《烟花集》，蜀后主王衍集艳诗二百篇，五卷；《名贤才调集》，蜀监察御史韦谷编唐人诗一千首，每一百首为一卷，随手成编，无伦次，其所宗者虽李青莲及元、白，而晩唐人诗十居其七八；《备遗缀英》，伪蜀王承范集，二十卷；外有《李戡诗选》三卷；《檀溪子联璧诗集》三十二卷；无名氏《正风集》十卷；《垂风集》十卷；《名贤句诗》一卷。

   胡震亨论述宋、元以后的唐诗选集：“自宋至今，唐诗总集，有选家，又有编辑家。唐诗至后代多亡佚，故有编辑家也，兹录其稍著者。”（卷三一）编辑的诗集有：《文苑英华》太平兴国中学士李昉等奉诏撰，一千卷；《乐府诗集》郓州郭茂倩辑自汉魏讫唐乐府，合百卷；《万首唐人绝句》洪迈编，共百卷；《唐诗纪事》临邛计敏夫编，八十一卷；《百家唐诗》华亭朱警刊，初唐二十一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初唐诗纪》黄德水编，十六卷；《盛唐诗纪》吴管编，一百十卷。选集有：《唐百家诗选》王荆公选，二十卷；《文粹》姚铉选，内诗十三卷；《唐诗鼓吹》元好问选，十卷；《瀛奎律髓》方回选，四十九卷；《唐诗品汇》高棅选，九十卷；《唐诗正声》高棅编品汇，得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虑博而寡要，杂而不纯，又拔其尤一千十首，汇是编。《唐诗选》李攀龙选，十三卷。

   搜辑的唐人选唐诗中，前代选者五种、选初唐诗三种、合选初盛唐诗一种、选盛唐时三种、选中唐诗四种、合选者三种，计收录十九种，这种情形的出现，胡震亨指出是源于选家“鉴裁”观点的不同，如殷璠为了一矫初唐诗歌重绮艳辞藻的风尚，故《河岳英灵集》以“风骨”为标准来选录盛唐诗歌；高仲武因不满英华、玉台、珠英等选，故以中唐重闲婉、赏情致的诗风为主，其《中兴间气集》以“韵调”为择取的准则。胡震亨云：“详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矫前撰为之说者，然亦非其好为异若此。”（卷三一）认为后出选集与前者选集有明显不同的“鉴裁”标准，皆时运为之。此外，宋人对于唐人选唐诗多不录李白、杜甫二人的情况，认为是唐人有意尊之。胡震亨则举出例证加以驳斥：“国秀成于天宝三载，白入长安未久，甫则漂泊东都齐鲁间，名尚未远，何从知而尊之？英灵之选稍后，故有白仍无甫。”（卷三一）指出有些选集成书较早，李、杜尚无名气。又如《南熏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等，选诗皆以中唐为主，亦不取李、杜二人。顾陶的《唐诗类选》则刻意取冠李、杜二家。由此可见，胡震亨对于宋人的说法是有所保留的。

   对于辑录诗话的辑录，胡震亨指出原因在于：“诗话在集部，与文史同类，用以标成法，搉往篇，备琐闻，一切资长吟功，此焉在，不可无录。”（卷三二）据唐、宋各志及焦竑《国朝经籍志》所载《诗话》诸书中，勾稽出唐人诗话 28 种 35 卷，宋、元人诗话 74种 531 卷，明人诗话 16 种 87 卷，尤其对唐代散佚、散见于他集的诗话搜集之意图非常明显，这对于唐诗研究大有裨益。胡震亨对三类诗话都略加评骘。评唐人诗话云：“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义二撰，时有妙解，余有李峤、王昌龄、白乐天、贾岛、王饮、李弘宣、徐壶及释齐己、虚中诸撰，所论并声病对偶浅法，伪托无疑。张为主客一图，妄分流汲，谬僻尤捂。唐人工诗，而诗话若此，有不可晓者。”（卷三二）评宋人诗话云：“宋人诗不如唐，诗话胜唐，南来人及元人诗话，又胜宋初人。如严之吟卷，刘之诗评，解会超矣。”（卷三二）评明人诗话云：“明兴，说诗者以博推杨用修，以雅推徐昌谷，以俊推王弇州。用修之书，搜隐摘奇，往往任胸援引，非必尽确，后贤訾驳正未已。昌谷所论，止于五言，不及近体，习汉魏者之偏撰，习唐音者之朴学也。弇州巵言，通论文笔，唐诗特其二一，其论初、盛诸家，尽多解颐，至中、晚，草草塞白矣。尝疑之，未敢置喙，后见其末年自悔者曰：‘吾为此书时，年未四十，语不甚切而伤獧，未为定论，恐误人。’乃益爽然服叹此老之未易窥也。”（卷三二）胡震亨从诗话发展的角度，认为后出者转精，对理论的阐述超过前人。因此，胡震亨更看重明人诗话。胡震亨指出虽然明人多推崇杨慎的“博”、徐祯卿的“雅”、王世贞的“俊”，然而三人论诗皆有不足。杨慎引述资料往往凭借记忆而不加详查，故未必正确可信，也屡遭后人改正；徐祯卿论诗只谈五言古诗，不论近体诗；王世贞则对诗文皆作评论，唐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论初、盛唐尚可取，论中、晚唐则失于公正客观。胡震亨最为推崇明胡应麟的《诗薮》：“胡《诗薮》自骚、雅、汉、魏、六朝、三唐、宋、元以迄今代，其体无不程，其人无不骘，其程且骘，亦无弗衷。唐诗，其论诗中之一也，而论定于是。”（卷三二）

   此外，胡震亨还根据宋代金石、书画的断墨残行，从地志中搜访、辑录唐人诗 217首。正如胡震亨云：“唐人诗见于金石刻及自有真迹传世者，至宋尚多。如宣和内府所收藏载在书谱内，真迹班班可考。而金石刻收藏之富，无如欧阳文忠、赵明诚两家，目录备在。南渡后，王象之碑目，亦具一二。当时唐人篇什，赖法书以俱存者，盖亦不少矣。”（卷三三）

第二节 考证辨伪之精细

   胡震亨对唐人诗集及诗话，并不止于简单的收集，而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加以考证和辨伪。对于唐人生平、作品的考辨，体现出胡震亨深厚的学养和功力。

   胡震亨对于诗人姓氏、字号、生平，往往通过文史互证、地方志、同时期诗人、作品互检等方法辨别真伪。考证韦应物字号：“韦应物正史无传，赖国史补数语，足存其生平为人及官阀之概。当时仕只苏州刺史而止，未尝又别为他官。沈明远为补传，较国史尤详备，而刺苏而后，复有江淮盐铁转运守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一街，则采自刘禹锡举自代状，其搜补亦云勤矣。今考白乐天集有书与元稹论应物云：其诗身后人始知贵。此书作元和中，而刘之状称太和六年，则应物殁已久矣，当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苏州正不藉卿衔重，何庸诬之！”（卷二九）考辨诗人姓氏讹误：“唐诗人名误者，王绩艺文志误作绩，纪事又误以为有此两人，皆非是。”（卷二九）“喻凫、喻坦之，两人也。品汇爵里考，以坦之即凫之字，混为一人。今考宋陈直斋书录，各有其集。文苑英华，两人诗亦分载，调各不同。而谢皋羽睦州诗泒，载新定之以诗鸣于唐者二人，实并列焉，尤文献在本乡足据者也。”（卷二九）又如：“贺朝、万齐融。贺、万，姓也，旧唐书以贺名朝万，而分齐融为姓名，误。今从梁肃越州开元寺碑、李华润州鹤林寺碑改正。”（卷二九）考证诗人籍贯，则根据方志、他人诗集互证等手段辨真伪：“李白，蜀人，非今山东人也。山东李白之说，出于杜诗。云山东者，乃当时关东海称，意白时正寓关东故耳。旧史传白，不书郡望，援杜句直书为山东人，史例之变，然实非以其尝家任城而云山东也。齐、鲁之称山东，自元始。于唐此地尚隶河南，未有今山东称。今山东省通志据杜诗径收白为山东人，而蜀杨用修起争之，以白尝自比谢安称‘东山李白’，并欲改杜诗之山东为东山，用概绝东省借白之疑端。抑知白东山、山东两称，原各不相蒙者乎！”（卷二九）

   对唐人诗作的甄辨，胡震亨指出：“唐人诗集，多出后人补编，故多遗漏。其编次之序，又各人自为政，故本多不同。至注释尤难言之。”（卷三二）他以李白、杜甫诗集为例，指出二人诗集中混杂不少他人伪作，并阐述了伪作种类及辨别伪作的方法。

   1、后人辑补诗集改变原作面貌。论后人对李白诗集的辑补：“李太白集，其存日魏颢有编，临终时又手授李阳冰编次为序。至宋朝，乐史、宋敏求复为之增益。白罹永王祸后，旧稿散落。乐与宋从异代搜辑，真有功于李者。敏求本所增者，沿旧目相从，是犹存阳冰所次未紊也。其后曾南丰校书，始取而考其作之先后，重为之次，阳冰之旧，遂不复存。太白诗闲适游览居多，罕及时事，安能如杜诗一一得其岁月次第之？且读白诗，与读杜诗自各一法，舍旃白诗中灵笔妙趣，顾作诗时日是求，何为？曾虽号为文章大家，吾未敢韪之。至其体例，先古风，次乐府，又仍次古风，尤所不解。”（卷三二）评后人对杜甫诗集的辑补：“杜甫集编自唐人樊晃，其后五代孙光宪，宋初邓文宝、孙仅各有编，今无考。宝元初，翰林王洙原叔始分古体、近体两类，考其岁月以次之。……初原叔编年，第约略诗中语，求其时以为次，非真有确然可据之岁月。中间牵合虽多，而阙疑之意尚存。自概定于黄鹤，紊改于高氏，高又附辰翁批评以行，于是耳食者奉若杜陵手撰，次序颠倒，不复知原本为何矣。读杜诗者，即不可不稍知其岁月，然亦何至每首必定以所作之年，强为穿凿，而终失于不可通乎？”（卷三二）胡震亨指出，后人辑补李、杜二家诗作，每诗必定所作之年，牵强附会，以致改变诗集原貌，读之甚难。

   胡震亨还指出杜甫诗集屡遭后人任意妄改的现象：“杜诗集不无误字，然本无误而后人以意妄改者亦有之。宋蔡兴宗者，为杜诗正异，颇以意改定其字。朱晦庵嫌其未尽，欲改‘风吹沧江树’树字为去，‘鼓角满天东’满字为漏。以漏天对上句烧栈，犹可也。‘风吹沧江树，雨洒石壁来’，正谓风吹树、雨随来耳，若第云吹江去，岂复成句哉？亦恐天下无此逆风雨也。近代杨升庵更好改杜诗，如航为艇、照为点，不一而足。”（卷三二）

    2、唐人诗集掺入伪作或诗集校注造成以讹传讹。论李白诗集掺入伪作的现象：“太白集亦大有伪诗搀入。东坡以集中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为曾子固所误人。又以所见富阳国清院、彭泽唐兴院太白所题诗皆非是。严沧浪亦以白集中少年行浅近浮俗为伪作，及文苑英华中望月、对雨、望夫石、归旧山诸诗皆不类，为后人假名。坡云：‘太白豪俊，语不甚择，往往有临时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尔。虽然，白卒就语，亦自有不衫不履意在。床头捉刀人故自有真，假托者终不是也。”（卷三二）胡震亨批评后人对李、杜二家诗集的校注，仅凭主观臆断，摘引他书，不加详辨，造成以讹传讹。如李白诗集的校注：“注者有舂陵杨齐贤、章贡萧士赟两家，萧讥杨事辞不求所本，多取唐广德后事及宋儒诗词为解，乃箫之解李，亦无一字为本诗发明，却于诗外，旁引传记，累牒不休，注白乐府引郑夹漈说尤谬。郑于乐府之不可考者，概分门类为遗声。李乐府从古题本辞本义妙用夺换而出，离合变化，显有源流。不遡之此为注，乃引郑勉强不适之说塞白耶！此等书第当付之祖龙，顾方行世未有议者，可叹也!”（卷三二）宋人注杜诗者尤甚，有王原叔、宋大道、崔德符、鲍钦止、王禹玉、王深父、薛梦符、薛苍舒、蔡天启、蔡致远、蔡伯世、王彦辅、苏东坡、徐居仁、谢任伯、吕祖诙、高元之、赵子砾、赵次翁、杜修可、杜立之等人。胡震亨认为杜集虽编自王原叔，而原叔实未尝注，注杜诗者多为学究之人，其托名人以行者，故皆无可观。故胡震亨云：“陆务观云：‘近世注杜诗者数十家，无一字一义可取。欲注杜诗，须去少陵地位不大远，乃可下语。今诸家徒欲以口耳之学，揣摩得之，不如勿注可也。’”（卷三二）

   3、唐诗的重出误出情况，是胡震亨首次发现并作出考辨。“唐人诗既多出后人补辑，以故篇什淆错，一诗至三四见他集中，是正为难。其显而易见，习误不察者，无如释广宣《红楼》、《道场》二律之作沈佺期诗，钱珝《江行》绝句百首之混入其祖起集中。广宣之误，始高氏《品汇》，自后历选者因之。钱氏家集之误，则宋钱蒙仲已先为之淆矣。举斯二则，可例其余。至老牛歌之称白乐天，佛骨诗之称郑司徒，五丈夫诸律之出李玫，杨太真数绝之出韦瓘，毛仙翁送行诗轴，徐凝、贾岛奖褒赠篇，非好事而姑为讬撰，即有为而借以隐名尤难胜纪，读者详之。”（卷三二）他指出一首唐诗同时出现在二人或二人以上诗集中的现象，为后来的研究者开拓了辨伪的思路。

   4、唐人诗话、宋人碑刻上录诗的伪托现象。胡震亨云：“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余如李峤、王昌龄、白乐天、贾岛、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释齐巳、虚中诸撰所论，并声病对偶浅法，伪托无疑。张为主客一图，妄分流派，谬僻尤甚。唐人工诗，而诗话若此，有不可晓者。”（卷三二）从宋人碑刻中所录诗，胡震亨亦说明：“若宣和收藏诸诗真迹，则伪托间有之。逮墨刻兴，伪托尤盛。有本无此真迹，猥云从某氏临摹得者矣。好事者不察，往往据之编入其人集中。”（卷三三）又云：“李白集‘天若不爱酒’一诗，出秘阁帖。淳熙中陈氏甲秀堂帖亦载之，马子才伪作也。杜甫集《过洞庭湖》‘蛟室围青草’律诗，人得之江心小石刻，黄山谷以为必甫之诗，编者遂据之收入集中，此二老集尚敢乱真杂入，况他乎？其逗漏最可笑者，如近代董玄宰戏鸿堂帖褚遂良书太宗《帝京篇》，截去太宗原序一半，冒作遂良语气，云其迹在唐荆川家。又有欧阳询《咏古》一诗云：‘已惑孔贵嫔，又被辞人侮。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不下结绮阁，空迷江令语。琱戈动地来，悞杀陈后主。’江令总，询父纥友也，纥之死，询当从坐，总以故人子，私养之，教以书记，得成名。恩义不薄，载询传甚明，乃忍出此等语耶？作伪者既漫不考，而董复信而收之，可怪也。”（卷三三）

   此外，录自书法作品或是画卷、画壁的作品，胡震亨指出亦有伪作，必须加以辨别：“唐人诗亦有录自画卷及画壁者。诗班班在诸人集中，而画未必常存，画寿不敌诗寿也。相传唐卢鸿一草堂图，图各有诗，倘在人间，弘、成诸名流尝论之。今观图中十诗，俗恶无人理。又鸿一傅，所居室名宁极，而此图与诗标洞玄室，抑何左耶？画吾不知，知此诗之当删而已。又坡公尝戏为摩诘之诗，以摹写摩诘之画，编诗纪者，认为真摩诘诗，采入集中。世人无识，那可与分辨？并志之，佐览者捧腹云。”（卷三三）故胡震亨感叹“辑唐诗非捃采难，鉴辨难。”（卷三三）

结 语

   胡震亨的唐诗观，为明代的唐诗学研究作出了归纳总结。他坚持传统诗歌中“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原则，认为诗歌与社会政治、习俗、士风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到诗歌评论，他主张中、晚唐诗歌与盛唐相比各有特点，应引起重视。胡震亨评论中、晚唐诗歌时，引述相对较少，他的诗论从一个侧面弥补了“诗必盛唐”的局限性。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高棅的《唐诗品汇》亦有说明：“而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而晚末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李、杜两家，尤多为宋人之论所囿，不能别出手眼，有所去取，药此众病，更于初、盛十去二三，益如之；于中唐十去四五，益二三；于晚唐十去七八，益三四，唐选其有定本乎！”（卷三一）指出这种以盛唐格调来选中、晚唐的观点，忽略了中、晚唐诗歌的艺术成就；选李、杜二家，亦多受宋人影响，不能别出手眼。故胡震亨评论唐人诗作时，以“本色”为宗的诗论主张贯穿始终，对李、杜二家则独立成卷，既显示出对李、杜二人的重视，而且意欲矫枉前人论唐诗时，颇重盛唐而忽略中、晚唐的现象。胡震亨对于唐诗的甄辨和考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胡震亨的《唐音癸签》系统表述了他的唐诗研究成果，在唐诗学术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

扬之水

胡震亨以上述八种书目为基础，参校有无，去除重复，按唐人的世次先后，分为帝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闰唐、方外及宫闰八个类目，并在每类之下，详细列出诗人别集及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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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诗研究史上，胡震亨第一次较为准确地统计出唐人诗集存世的数目，其搜罗纂辑之功力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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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诗选集的搜辑，胡震亨按时代分为两大类：一是唐人及五代编撰的唐诗选集，一是宋人至明人编撰的唐诗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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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震亨极尽钩玄，搜罗包括五代人的唐诗选三十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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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辑的唐人选唐诗中，前代选者五种、选初唐诗三种、合选初盛唐诗一种、选盛唐时三种、选中唐诗四种、合选者三种，计收录十九种，这种情形的出现，胡震亨指出是源于选家“鉴裁”观点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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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震亨还根据宋代金石、书画的断墨残行，从地志中搜访、辑录唐人诗 21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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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震亨对唐人诗集及诗话，并不止于简单的收集，而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加以考证和辨伪。对于唐人生平、作品的考辨，体现出胡震亨深厚的学养和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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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震亨对于诗人姓氏、字号、生平，往往通过文史互证、地方志、同时期诗人、作品互检等方法辨别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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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李白、杜甫诗集为例，指出二人诗集中混杂不少他人伪作，并阐述了伪作种类及辨别伪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