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胡震亨的诗论主张

扬之水

第二章 胡震亨的诗论主张

       胡震亨对唐诗人的评论，坚持传统诗歌“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原则，并在以“本色”为宗的前提下，注重“风骨”在唐人诗作中的表现。

第一节 坚持“声音之道与政通”

   胡震亨生当明末，社会黑暗，朝廷腐败，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胡震亨不肯随波逐流遂退而著书，他奉行儒家的处世精神，接受了传统诗歌“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诗歌的盛衰与时代风气有密切关系。胡震亨卷五开篇即指出诗歌的繁盛与统治者的倡导有关：“太宗文武间出，首辟吟源。宸藻概主丰丽，观集中有诗“斅庾信体”，宗向微旨可窥。然如“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与风起云扬之歌，同其雄眄，自是帝者气象不侔。”（卷五）卷二七云：“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寖广。重以德、宣诸主，天藻并工，赓歌时继，上好下甚，风偃化移，固宜于喁徧于群伦，爽籁袭于异代矣。中间机纽，更在孝和一朝。于时文馆既集多材，内庭又依奥主，游讌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谁鬯律宗，可遗功首？虽猥狎见讥，尤作兴有属者焉。”（卷二七）及至晚唐，则诗风渐颓：“唐至开元而海内称盛，盛而乱，乱而复，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莲、少陵，后有昌黎、香山，皆为其时鸣盛者也。咸通而后，奢靡极，衅孽兆，世衰而诗亦因之气萎语伦，声繁调急，甚者忿目褊曶，如戟手交骂者有之。王化习俗，上下交丧，而心声随焉,岂独士子罪哉！王弇州云：‘灵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跸，祸始田、崔。是则然矣。不知僖、昭围蜀、凤时，温、李、许、郑辈得少陵、太白一语否？有治世音，有乱世音，有亡国音，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大力者为之，故足挽回颓运；沈几者知之，亦堪高蹈远引。’旨哉言矣。”（卷二七）

   2、诗歌创作与诗人生平、际遇甚为相关。胡震亨云：“余友姚叔祥尝语余云：余行黄河，始知‘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之为真景也。余家海上，每客过，闻海唑声必怪问，进海味有疑而不下著者，益知‘潮声偏惧初来客，海味惟甘久住人’二语之确切。人足迹不出门，能悉门外许许，尽拈为锦囊用乎？”（卷一一）评李绅：“李公垂追昔游诗，大是宦梦难醒；然其揽笔写兴，曲备一生穷泰之感，亦令批卷者代为怃然。”(卷七)评罗邺：“罗邺名场无成，无一题不以寄怨。‘只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人以为牡丹警句也，那知从忮求本怀中发出来。”（卷八）论杜甫：“千载仅有杜诗，千载仅有杜公诗遘耳。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无天宝一乱，鸣候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故论杜诗者于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卷二五）

   3、诗歌创作与诗人人品、性格有直接关系。评高适：“高常侍性拓落，不拘小节。其诗多胸臆语，兼有风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评薛据：“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而。”评李涉：“李涉为人倾斜，无大异，井栏、君子诸绝，间有可观。古风概多疏莽。严沧浪深取之，不知何解？”（卷七）胡震亨对那些交结重臣以提高地位的诗僧，颇为不屑：“嗣后转噉膻名，兢营供奉，集讲内殿，献颂寿长，如广宣、栖白、子蓝、可止之流，棲止京国，交结重臣，品格斯非，诗教何取？”（卷八）而对忠义之士如司空图、韩偓等人，其评语堪称情真意切：“此等吟人，未论工拙，要为无负昭陵。”（卷八）“余每读韩偓临殁遗所藏召对烛跋，及颜荛、朱葆光诸人正旦狱祠号恸，望拜旧阙事，为泪落。至读罗昭谏请钱镠举兵讨梁，又不禁发上动冠矣。当年误国者，不知几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处去。独留此数老，为忠义硕果，亦王泽之犹存，而诗教之未尽坠地也。”（卷二六）

   此外，家学的熏陶亦影响着胡震亨的诗论主张。胡震亨先世，自其曾祖胡颜开始，皆笃吟咏，作诗的风格趋近中、晚唐。其父胡彭述把家中藏书按经、史、子、集四类，编立目次为《好古堂书目》。《海盐县图经》记载胡彭述嗜书之癖：“性好书，见册至，典质买之不勒，吴兴书贾每一来，欣然予之饮食。”胡震亨深受家学的熏陶，亦酷爱藏书读书，以博学享誉乡里。胡震亨舅父刘世教及晚年与其相善的朱大启，皆爱李、杜诗，胡震亨著《李杜诗通》有可能受到他们影响。胡震亨自己的诗风也崇尚古奥奇崛。

第二节 以“本色”为宗兼论“风骨”

   南宋末开启的尊唐文学风尚至明代，出现了全面宗唐的局面，崇盛唐、尊李杜成为当时的文学风尚。明人选唐诗盛况空前，高棅的《唐诗品汇》是明初诗坛尊唐思潮的范例，其编例按照时代和世运的变迁，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对唐诗的发展阶段作了严格界定，并明确表示详于盛唐，次则初唐、中唐，晚唐则略。高棅选诗的宗旨是把盛唐诗歌当做楷模，提供一个让世人学诗的范本。《唐诗品汇》成书后影响极大，成为有明一代的诗学范本。之后李梦阳率先以“复古”为号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中云：“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在此旗帜之下，集结着明代文坛的大部分作家，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为“十才子”，又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号“七才子”，即“前七子”。后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等“后七子”相继而出，复以李、何、王、李为“四大家”。前后七子主宰明代文坛长达百年之久，“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明代中期诗文批评以复古拟古为特征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尺度。明朝后期，取舍标准有所变化，以盛唐为主的选本继续涌现，长期遭受冷落的中、晚唐诗被大量选入，如“公安派”袁宏道从“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的观念出发，称“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

   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明所征引的诗论多出自明人,以王世贞尤其是胡应麟为最多，并明确表示：“胡《诗薮》自骚、雅、汉、魏、六朝、三唐、宋、元以迄今代，其体无不程，其人无不骘，其程且骘，亦无弗衷。唐诗，其论诗中之一也，而论定于是。”（卷三二）胡应麟诗论与前、后七子的复古派诗论一脉相承。胡震亨对王世贞、胡应麟等人诗论的推崇，实质上仍是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审美标准的延续。但是胡震亨又注意到高棅《唐诗品汇》中以盛唐格调为标准论中、晚唐的弊端：“而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而晚末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李、杜二家尤多为宋人之论所囿，不能别出手眼有所去取。”（卷三一）胡震亨认为，“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卷二五）“本色”二字，一语中的。显然，胡震亨不满在选录唐诗时，完全以盛唐格调为标准，认为初、盛、中、晚有各自的艺术成就与特色。胡震亨《唐音癸签》中对唐代诗人、诗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卷五至卷一一中，列表如下：

阶段	帝王	初唐	盛唐	李、杜	中唐	晚唐	五代十国	方外	宫闱
卷数	5	5	5	6	7	8	8	8	8
则数	4	16	33	28	88	57	1	9	3
诗人	3	12	27	2	63	44	4	9	7

   卷五论帝王与初、盛唐诗人，共计五十三则，四十二位诗人；卷六专论李、杜二家，共二十八则；这样，初、盛唐包括李、杜二家共计八十一则，四十四位诗人。卷七论中唐诗人，共计八十八则，六十三位诗人。卷八论晚唐诗人兼及僧、女子等诗人，共计七十则，六十四位诗人。初、盛唐合成一卷，中、晚唐各自成卷，显示出胡震亨意欲矫枉前人论唐诗重盛唐而忽略中、晚的现象。评初、盛唐诗人时，多征引前人的诗论，而评中、晚唐诗人时，胡震亨自己的见解明显增多，引述他人诗论极少。对李、杜二家的看法，胡震亨并不盲从前人，有着自己独创的见解。如：“诗人各自写一性情，各自写一品局，固不得取锦袍豪翰，强绳以瘦笠苦藻，必同籥吹为善也。”（卷二五）“诗以到性情，一拘韵脚，性情果可得而见耶？”（卷三）今日看来，仍为不刊之论。

   初唐的“藻赡精华”，盛唐的“骨气胜之”，中唐的“诗尚雅正”，晚唐的“限于才力”，均是“本色”使然，同时胡震亨注意到“风骨”在唐诗中的表现。

   “风骨”一词，最初是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用语，指人的品格、气骨。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风骨”概念引入了诗学理论，《风骨》篇曰：“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诏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刘勰所指“风”是文意，“骨”是文辞。“风骨”则指以端庄、典雅的文辞，表现出俊爽高昂的思想感情，形成一种奋发昂扬的、生气勃勃的文章美。继刘勰之后，钟嵘把“风骨”的理论，具体运用到诗歌创作理论和批评中，提出“风力”、“骨气”的概念，并首次将”风骨”与建安文学相提并论，提出“建安风骨”。陈子昂最早明确提出以“汉魏风骨”为学习对象，他在《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每以永叹。”陈子昂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其倡导的“风骨”说，在继承建安诗歌的慷慨苍凉之外，又富于高昂雄浑的气概，成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序曲。盛唐诗人创造性地对传统的“风骨”理论进行修正，创造了既富于盛唐时代特色，又具有永久魅力的雄伟壮阔、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使“风骨”的内涵达到了空前的丰满和完美，成为唐诗史上特有的“盛唐风骨”——表现了盛唐诗人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关心国运兴衰、民生疾苦的忧患意识，摹写山川壮丽、田园牧歌、风俗人情的美学理想。殷璠《河岳英灵集》标举“汉魏风骨”，严羽标举“盛唐气象”、“盛唐风骨”，及至明代标举的风骨格调，都是指以端直文辞，表现出健康奋发的思想感情,从而在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诗美风貌，

   胡震亨所推崇的“风骨”，与盛唐崇尚刚健的审美意识一脉相承，类似如“气骨”、“骨体”、“气体”、“气”等。对蕴含“风骨”的诗作，胡震亨的赞赏之情常溢于言表。评高适：“高常侍性拓落，不拘小节。其诗多胸臆语，兼有风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评崔颢：“崔颢为诗，属意浮体，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为戎旅间语，壮采欲埒鲍家。”评储光羲：“储光羲诗格高调远，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评刘禹锡：“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真才情之最豪者。”（卷七）评薛据：“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而。”对缺乏“风骨”的诗作，胡震亨则持贬抑态度。评郑谷：“郑都官诗非不尖鲜，无奈骨体太孱，以其近人，宋初家户习之。”（卷八）评吴融：“吴子华诗亦大松浅，与郑都官同一衰体，未易置优劣。”（卷八）评皮日休：“皮袭美未第前诗，尚朴涩无采。第后游松陵，如太湖诸篇，才笔开横，富有奇艳句矣。律体刻画堆垛，讽之无音，病在下笔时先词后情，无风骨为之干也。”（卷八）评雍陶：“雍简州矜负好句，为客所窥。此公工于造联，奈孱于送结，落晚调不振。”胡震亨亦注意到同时期不同诗人诗作所蕴含“风骨”的差异：“有岑诗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高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岑之败句，犹不失盛唐；高之合调，时隐逗中唐。”（卷一〇）认为岑诗比高诗更蕴含“风骨”。又如评权德舆：“贞元后近体既繁，古声渐杳。权相诗先气格而后词藻，然风候既至，藻亦自丰。其在开元名手，亦堂奥之间。”认为权德舆的诗作是秉“气”而作，先“气”后“词”。评李益：“李君虞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流落戎旃，坎凛世故。所作从军诗，悲壮宛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卷七）指出李益的从军经历使其诗“悲壮宛转”。

扬之水

胡震亨对唐诗人的评论，坚持传统诗歌“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原则，并在以“本色”为宗的前提下，注重“风骨”在唐人诗作中的表现。

扬之水

他奉行儒家的处世精神，接受了传统诗歌“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点，

扬之水

1、诗歌的盛衰与时代风气有密切关系。

扬之水

2、诗歌创作与诗人生平、际遇甚为相关。

扬之水

3、诗歌创作与诗人人品、性格有直接关系。

扬之水

家学的熏陶亦影响着胡震亨的诗论主张。

扬之水

高棅选诗的宗旨是把盛唐诗歌当做楷模，提供一个让世人学诗的范本。

扬之水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明代中期诗文批评以复古拟古为特征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尺度。明朝后期，取舍标准有所变化，以盛唐为主的选本继续涌现，长期遭受冷落的中、晚唐诗被大量选入，如“公安派”袁宏道从“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的观念出发，称“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

扬之水

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明所征引的诗论多出自明人,以王世贞尤其是胡应麟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