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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姚合诗歌的审美追求 摘要：姚舍诗歌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主要表现为雅正传统的继承、清丽诗风的发扬、质朴作风的实践、清幽闲远意境美的营造、峭拔体势的构建和谨严法度的遵循等方面，并在诗歌中表现得浓淡不一，这种审美追求直接促成了姚合诗歌独特艺术风貌的形成 ，并对晚唐五代诗人的审美心理及创作风格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而也奠定了姚合在唐诗史上自成一家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姚舍；中晚唐诗歌；审美情趣 ；艺术追求 姚合曾自谦其作品“为文乏天格”(《答韩湘》)，其诗歌中也常提及“格”的问题，如“元气符才格，文星照笔毫”(《和郑相演杨尚书蜀中唱和诗》)、“调格江山峻，功夫日月深”(《喜览裴中丞诗卷》)、“新诗十九首，丽格出青冥”(《喜览泾州卢侍御诗卷》)等，从以上“天格”、“才格”、“调格”、“丽格”等概念中可见姚合对“格”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作诗的法式，而且还涉及到诗人的修养、诗歌的语言特色、艺术风格及诗歌所要追求的艺术境界等方面。刘禹锡评姚诗云：“语余百响人天籁，众奇引步轻翩翩”(《唐侍御寄游道林岳麓二寺诗并沈中丞姚员外所和见征继作》)，周贺有诗亦云：“道从会解唯求静，诗造玄微不趁新”(《赠姚合郎中》)即是对姚合诗格的评价。以下姑且根据姚合的诗作就其所标榜的“天格”这一艺术追求的内涵及在诗歌中的表现略作剖析。 一、“日暮题诗去。空知雅调浓”——雅正传统的继承 作诗求“天格”，首先表现为对诗歌思想内容的重视和讽寓精神的标榜。姚合在诗中不止一次地提及“六义”、“风雅”、“骚雅”等概念，如“元气符才格，文星照笔毫。五言全丽则，六义现风骚。”(《和郑相演杨尚书蜀中唱和诗》)，“新诗忽见示，气逸语纵横。缠绵意千里，骚雅文发明。”(《寄陕府兄郭同端公》)、“赠诗全六义，出镇越千峰”(《和门下李相饯西蜀相公》)、“六义虽粗成，名字犹未扬”(《从军行》)“偶题无六义，聊以达微诚”(《寄华州李中丞》)，表现出姚对“风雅比兴”传统的认可。风雅传统一方面要求诗歌密切联系现实，反映社会生活，因而要有较为充实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强调风格必须温柔敦厚、委婉含蓄，“发乎情”“止乎礼义”、“譬喻不斥言”，在发挥讽寓作用的同时，充分注重诗歌自身的艺术特色，做到含蓄曲折、富有蕴味。姚合对雅正传统的继承，主要反映在早年描写窘迫处境、求仕艰辛、仕宦不显及有关幕府戎旅题材的作品之中，集中体现出姚合的忧生之嗟与济世之怀，这种精神与元白诸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人生讴歌的理想有一致之处，但姚合表现得却无元白诸人痛快淋漓，姚更多地是表现自身的遭遇及其感触，缺乏元白诸人锐意作为的锋芒。二者虽有强弱之分，但从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正如姚所言“五言全丽则，六义现风骚”，真正优秀的作品应该是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均见胜的，从姚合自勉及对友人的赞誉中也可以明显看出“雅正”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当然，“雅正”虽然在姚合作品中表现得浓淡不一，但这种追求却已贯注于姚合的作品当中，成为其所追求的诗歌审美理想之一。无可评日：“日暮题诗去，空知雅调浓”(《酬姚员外林下见过》)。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将姚合列入“清奇雅正主”之人室，确实独具慧眼。在姚诗中有关风格的语词中与雅正密切联系的是“高古”，高字出现92次，居姚合诗此类词语出现频率之首，古字出现44次。《唐音癸签·评汇三》云：“姚秘监洗濯既净，挺拔欲高”。施蛰存先生评日：“我认为胡震亨这个品评极其适当，尤其是‘挺拔欲高’的‘欲’字。姚合诗虽然已做到清净无疵，但还只是‘欲高’而未高。如果做到高处，就可升王维、孟浩然之堂了。”至于“古”，姚合作诗之古也与韩孟之古不同，韩孟诸人尚古，多从诗歌的形式上有意模仿汉魏作者，体裁则多用五言古体，费衮《孟东野诗》日：“自六朝诗人以来，古淡之风衰，流为绮靡⋯⋯东野独一洗众陋。其诗高妙简古，力追汉魏作者。”而姚合之崇古则是以五律的形式，旨在恢复诗歌雅正的传统，并作为一种较高的审美理想而在创作中努力标榜。 二、“听吟丽句尽，河汉任西东"——清丽诗风的发扬 姚合诗歌语言清新洁净、明丽自然。胡震亨称为“洗濯既净”，吴景旭《历代诗话》称“措词明净恰当”，姚合本人对清新洁净的语言特色也多有提及，如“五言全丽则”、“清韵似敲金”、“丽格出青冥”、“诗险语分明”等，李频也以“听吟丽句尽”(《秋夜宿秘书姚监宅》)来称赞姚合诗歌的语言特色。清词丽句的传统有其深远的渊源，远抵齐梁，近至大历诗人，自老杜明确提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之五)，并以开阔兼容的胸襟加以肯定之后，大历诗人则更加变本加厉，在语言方面有意识的锻炼创新，并形成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清新明丽的语言特色。大历诗人很重视学习谢灵运、谢眺、何逊等人的清丽诗风，吸取工整秀丽而又洗炼准确的语言，追求清新的诗歌品格。作为大历诗人“清新”风格的继承者，姚合诗中清新二字出现频率极高，在534首诗中，清字出现达88次，新字达69次，二者的频繁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姚合诗歌最主要的风格特色。后人评姚合诗“最清妙”(姚勉《赞府兄诗稿序》)、“清苦”(《沧浪诗话》)、“诗亦一时之新体也”(《瀛奎律髓》)、“搜求新意”(《四库全书总目》)、“骨韵本清”(《瀛奎律髓汇评》司空图语)、“清弱”(《西洲诗话》)、“新脆可喜”(《东目馆诗见》)、“清语整”(《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清新”(《瀛奎律髓》)、“新异”(《瀛奎律髓汇评》纪昀语)、“豁达高清”(《近体秋阳》)、“体气清整”(《养一斋诗话》)、“凡作熟题，须得新意乃佳。(姚合)《杨柳枝》日⋯⋯此诗颇脱窠臼。”(《载酒园诗话又编》)等，都是围绕姚武功诗“清新”的风格而言的。姚合在诗歌的语言技巧上取法于大历诗人，因而有着类似的审美情趣。如“诗成千首语皆新”、“吟诗清美招闲客”、“研露题诗洁，消冰煮茗香”、“诗成谁敢和，清思若怀霜”等，而其“清韵似敲金”一句则更是化用钱起“清韵掷双金”而来。同时大历诗人语句炼饰、省净、准确而富于表现力的特色亦为姚合所继承并进一步结合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在洗炼省净、用字工巧方面更显自然无痕。同时姚合对大历诗人趋于平易流利的新趋势更是发扬光大，蒋寅认为造成大历诗风趋于流畅轻沂效果的原因是由于虚词的运用[ ](P232)，而至于姚合，诗歌不仅运用虚词更加普遍，而且不避俚俗，常夹杂以口语入诗，使诗歌整体结构更加疏缓，与闲散自适的感情相融合，便形成姚诗从容不迫、晓畅平和的格局。而其洁净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受大历诗人多用白描手法的影响。白描手法用简单而富有活力的语言，描绘客观事物的形态，使得诗歌更趋向于线条的简洁和色调的单一，因而可以省去繁华虚浮，一显事物的本来面目，并突出景物的最大特征，因而显得清省洁净。大历许多诗人“工於形似之言”及姚合“最工模写”的特色或即由此而来。造成语言洁净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注重炼饰的结果。诗家通常认为“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盛唐诗自然高妙，浑然一体，重意不重字句，是以自称“语不惊人死不休”以精工自许的杜甫诗中尚有许多鄙俚之句和粗拙之语，更无论其他。而大历诗人则将着力之处放在对字句的锤炼之上，从而使语言省净、准确而富于表现力，此处又一次显示出大历诗人在艺术上与“词秀调雅”的王维的继承关系。高仲武称刘长卿“甚能锻炼”，称灵一“刻意精妙”，即反映出那个时代共同的风尚。姚合在继承大历诗人白描手法和锤炼字句作风的同时，更将苦吟的精神贯注其中，写出了许多语言洁净、状物传神的佳句。诸如“梦觉空堂月，诗成满砚冰”(《武功县中作》之十四)、“晴月销灯色，寒天挫笔峰”(《武功县中作》之二十)、“惊蝶移花蕊，游蜂带蜜香”(《武功县中作》之二十一)、“惊风起庭雪，寒雨长檐澌”(《早春闲居》)、“晓来山鸟散，雨过杏花稀”(《山中述怀》)、“密树月笼影，疏篱水隔声”(《夏夜》)、“天遥来雁小，江阔去帆孤”(《句》)、“雾湿关城月，花香驿路尘”(《送崔中丞赴郑州》)这样的佳句在集中数不胜数。 姚合诗“明丽”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对景物明媚色彩的追求和讲求语言秀美之上。在对色调的选择上，姚合与韩孟诗派大多偏向于冷僻阴寒的色调不同，诗篇中多清新明媚之语，是其明朗、健康、随遇而安、恬然自适性格的反映。如“红旗高起焰，绿野静无尘“(《送李起居赴池州》)、“红旗烧密雪，白马踏长风”(《送郑尚书赴兴元》)、“路遥白马嘶，林断出红旌”(《送田使君赴蔡州》)、“骑吏缘青壁，旌旗度白云”(《送崔玄亮赴果州》)、“路寻丹壑断，人近白云居”(《送雍陶及第归》)、“吟诗红叶寺，对酒黄菊篱”(《寄主客张郎中》)、“烟束远山碧，霞散落照红”(《寄安陆友人》)、“檐燕酬莺语，邻花杂絮飘”(《春日闲居》)、“嗳风浑酒色，晴日畅琴弦”(《游春十二首》之五)、“嫩云轻似絮，新草细如毛”(《游春十二首》之六)、“酒醒莺啼里，诗成蝶舞前”(《游春十二首》之十)、“嗳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扬州春词三首》之一)、“舞爱双飞蝶，歌闻百啭莺”(《寒食》)、“进泉清胜雨，深洞暖如春”(《题大理崔少卿驸马林亭》)。“明丽”的风格也表现在对“清词丽句”即清新秀美的语言的追求上。自老杜标榜“清词丽句必为邻”的创作法则，将对秀美词句的追求作为构成诗歌审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由于时代的变迁和自身才气的原因，大历诗人似已无力再去追求风骨的峻爽和通篇的浑成，转而将精力放在追求语言的清丽秀美和结构的精细工巧之上，虽然通篇气格完整、可与盛唐诸公比肩的作品不多，但由于对语言的润色和字句的锤炼，以一二联句高人意表却成为大历诗人的一大特色，故大历诗歌尤多丽句。作为大历清新明丽风格继承者的姚合，在整体诗风上追求平淡浅易的同时，并未放弃对联句的精雕与细琢，尤其表现在属对精工、专意描摹的中间两联当中。姚合之“清词丽句”因其诗风之平淡浅易，所以从整体上讲较为流畅和谐、自然明朗，而少生硬峭涩之感。 三、“君子无浮言，此诗应亦直”——质朴作风的实践 姚合在《答韩湘》中提出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一些观点，“疏散无世用，为文乏天格”，对大多数资质平平、功名不显、诗歌尚未达精熟的诗人而言，若想有所进步，就必须勤勤恳恳、苦心钻研，“把笔日不休，忽忽有所得”。同时应端正作诗的态度，不要有太多的功利心，即“所得良自慰，不求他人识”，对韩湘“致诗过相饰”的作风深表不满，并提出“君子无浮言，此诗应亦直”的艺术标准；并进一步在品德上做出要求，“诗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岂随寻常人，五脏为酒食。”即要求诗人应注重道德修养，将做人与做诗统一起来，戒去浮夸，直抒情感，在语言上也应浅切质朴，归于自然、真实的一面。姚合诗歌多为真情实感的流露，遣词造句也力求平易自然、贴切达意且不避浅俗。表现在唱和诗中，姚合虽有三十二首唱和诗，但他却说：“为客衣裳多不稳，和人诗句固难精”(《成名后留别从兄》)对这类限制个人真情抒发的应酬之作有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姚合被许多诗论家议为“浅俗”、“语僻意浅，大有伧气”、“浅直而拙”、“恬淡近人，太清弱，抑又太尽”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正是姚合诗歌率直朴素、平淡和谐特色的体现，这种率直无端、通俗清浅的风格正是姚合有别于众体、独具魅力之所在。其《武功县中作》三十首、《闲居遣怀》十首、《题金州西园》九首、《杏溪》十首等组诗，均是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这些诗歌摆脱了应答酬唱类作品的做作与矫饰，充分贯彻了姚诗的质朴作风，体现了姚诗率直朴素、浅切平易的风格特色，故而成为其最富成就的作品。 四、“看月空门里，诗家境有余”——清幽闲远意境美的营造 姚合在诗歌意境的营造上远祖摩洁、近法大历诗人，形成了清空闲静、深幽疏远的艺术特色。姚合在作品中亦好以“清、空、闲、静、深、幽、疏、远”等字来描摹景象、点染情绪。经统计，以上八字在姚合集中出现频率极高，分别达到88次、25次、38次、22次、18次、42次、52次、33次，且经常连用或对举，在形容物象、抒写性情、营造意境及形成风格等方面显示出很大的趋同性，从而共同构成了姚合诗歌意境与风格方面独特的审美情趣。 姚合写景不求长河落日、万里奔流般的雄奇壮阔，也不求玉垒浮云般的波澜跌荡，也不求梨花飞雪般的奇异，也没有山色有无般的空灵，而是专意于松竹花石、风云雨雾、茶药琴酒等细微、平常甚至稍嫌琐碎的景象当中，而且即便是这类景物，也常常被涂以略显清冷孤寂的色彩，而形成一种清幽宁静之意境美。如其诗作中表现景物的深幽之美的诗句：“江深青草岸，花满白云城”(《寒食》)、“迹深苔长处，步狭笋生时”(《竹里径》)、“竹深行渐暗，步稳坐多时” (《题山寺》)、“帘冷连松影，苔深灭履声”(《过不疑上人院》)、“策杖度溪桥，云深步数劳”(《游终南山》)、“天近星辰大，山深世界清”(《秋夜月中登天坛》)、“幽处邻里少，江际复山阿”(《寄孙路秀才》)、“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寄杨工部闻毗陵舍弟人茶山》)、“霜月静幽居，闲吟梦觉初”(《秋夜寄默然上人》)、“荒庭唯菊茂，幽径与山通”(《秋日闲居》)、“细草乱如发，幽禽呜似弦”(《题宣义池亭》)、“幽药禅僧护，立窗宿鸟窥”(《和厉玄侍御户部李相公庐山西林草堂》)。姚合笔下不仅山谷宫院深幽静寂，就连具体而微的一石一窗、一芽一药也可披深幽之色，这就不能不说是其形容之新颖与内心的赏好了。再如其表现宁静、疏远的诗句：“九宵微有露，四海静无风”(《八月十五看月》)、“古苔寒更翠，修竹静无邻”(《和太仆田卿酬殷尧藩侍御见寄》、“坐静霜华远，烟生曙色低”(《答孟侍御早朝见寄》)、“微霜风稍静，圆月雾初开”(《郡中冬夜闻蛩》)、“山静云初白，枝高果渐遥”(《秋日寄李支使》)、“树宿山禽静，池通野水遥”(《寄题蔡州蒋亭兼简田使君》)、“潭静鱼惊水，天晴鹤唳风”(《赠终南山傅山人》)、“林疏看鸟语，池近识鱼情”(《题长安薛员外水阁》)、“雪中疏磐度，林际晚归风”(《过稠上人院》)、“斜阳通暗隙，残雪落疏篱”(《过城南僧院》)、“苔藓疏尘色，梧桐出雨声”(《杭州官舍即事》)、“露寒僧梵出，林静鸟巢疏”(《酬李廓精舍南台望月见寄》)、“山春烟树众，江远晚帆疏”(《赠喻凫校书归毗陵》)、“天外浮烟远，山根野水交”(《游终南山》)、“引水穿风竹，幽声胜远溪”(《过杨处士幽居》)、“岐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武功县中作》之十三)、“林静寒声远，天阴曙色迟”(《喜马戴冬夜见过期无可上人不至》)。自然界的山川云雨、草木虫鱼一经姚合以淡笔敷彩，便显得蕴藉丰富，饶有情味，仿佛一缕清风唤醒了沉眠已久的生灵，在清晨的露水中和黄昏的落日旁低声吟唱，虽然色调仍不明丽，虽然还有些许寒冷。 《唐才子传·卷六》称姚合“性嗜酒爱花，颓放自然，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其本人也是一个“懒拜腰肢硬，庸趋礼乐生”(《闲居谴怀》之八)、“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武功县中作》之一)内心蔑视礼法、厌烦吏事的人，其日夜吟诗饮酒，游山赏菊，又追慕隐逸之风，性格疏放不群。其或颓或狂或痴或癖的性格，与其笔下的景物及复杂的心理感受融合在一起，诗中多有反映。姚合笔下的“疏”字，不仅描摹出景物之稀疏，同时也是其内心世界和自身性格的反映。姚合诗中52个“疏”字中，有关性格的就占一半以上。其自称为“慵疏”、“疏惰”、“疏懒”、“乖疏”、“疏顽”、“疏散”、“疏野”、“狂疏”、“萧疏”、“疏拙”、“迂疏”，由此来探求姚合性格和内心世界，便可对其有较为细致的了解。其他诗句如：“性疏常爱卧，亲故笑悠悠”(《闲居谴怀》之六)、“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武功县中作》之二十九)、“性疏常似病，惟觉长庭莎”(《寄李频》)、“疏我非常性，端峭尔孤立”(《寄贾岛阆仙》)、“此心谁复识，日与世情疏”(《寄九华费冠卿》)。与疏散的性格相一致，姚合在思想上和形为上也表现得与众不同，如其好“幽斋”、“幽居”、“深居”，好“寻幽”、“静思”、“远思”，并自称为“幽人”，与其笔下的景物皆着一色之衣。 五、“调格江山峻，功夫日月深"——峭拔体势的构建和谨严法度的遵循 后人常用“沉郁顿挫”来概括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顿挫一般指作品语言声调的停顿转折，作诗有抑扬顿挫，就显得曲折变化而不呆板，与此相一致，杜甫甚至有意造拗句拗调来追求一种坚劲挺拔、超凡脱俗的效果。至韩孟诗派的众多诗人更在此路上变本加厉，有意打破常规追求奇特新颖、瘦硬突兀的结构，并与其苦吟精神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生冷瘦硬的诗歌形式。姚合则在充分吸取韩孟新奇不俗、突兀峭拔的特点外，结合大历诗人写景之清新明丽与炼字炼句之精工，并与诗歌的内容与清冷的心境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已独特的“清峭”风格。姚合诗歌的清峭风格主要指立意取境要奇险，结构要有起伏，遣词造句力求精工严整，内容格调清冷高峻，这是姚合作诗苦吟作风和开拓精神的具体表现。姚合云：“诗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格高思清冷”、“调格江山峻，功夫日月深”、“新诗此处得，清峭比应稀”、“还往嫌诗僻，亲情怪酒颠”、“诗冷语多尖”、“清思若怀霜”、“名卿诗句峭”、“诗险语分明”，明确提出了对这种冷峭挺拔诗歌体势的追求。胡震亨评姚合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就是针对其清丽诗风和峭拔体势而言的，齐己日：“冷澹闻姚监，精奇见阆仙”(《送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言“闲作韵清凄”(《寄武功姚主簿》)也均指姚合诗歌的这一特色。 “天格”亦代表着一种作诗的法式，即诗歌应如何构思、立意、布局、谋篇、锤炼、声对等，姚合标榜的“天格”，是一种追求自然境界的审美标准，姚合所追求的“天格”的艺术境界并非是空洞无物的理论标准，而是由一整套作诗法则共同作用而成的，《诗例》久佚，使我们无从得知姚合具体而微的要求，但由姚合崇尚雅正传统的继承和质朴作风的实践，对清新明丽的语言、峭拔体格的苦心追求及对清幽闲远意境美的营造上我们亦可以窥探其中谨严的法度所在。两宋诗人多推崇老杜，但苦于不得阶而升，通常便采取学习姚贾等诗人作为中间途径，而求进一步达到老杜境界，四灵诗派和许多江湖诗人便是“由姚贾人杜”这一师承模式的实践者。刘克庄亦云：“才力有定禀，文字无止法。君以盛年挟老气为之不已，诗自姚合、贾岛达之于李杜⋯⋯”(《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九)。由此可见，杜虽备受推崇，但却高不可及，正因为姚合、贾岛之诗简易而有法，故可作登堂人室之门径，姚诗之法度，已为众多同时代及后世诗人所认可，成为其步人唐诗圣殿的阶梯而为后人追慕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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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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