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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歌流派 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是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形成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因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谓之唐体，字号中都带有“灵”字，而温州古为永嘉郡，遂称之为“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4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因他们同出永嘉学派叶适之门，其字或号中又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 四人中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玑和赵师秀做过小官。他们的诗风承袭晚唐，选择了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诗体的特点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满足于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律。甚至要求全诗字数不得超过40字。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派诗人以学问为诗的习气。 “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弱。“四灵”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诗派的藩篱，学贾姚，少用典等等，都含有与江西诗派背道而驰的意图。叶适认为他们的诗风是对唐诗的复归，其实以“四灵”的才能，从实质上来说，他们只是因为不满体现着典型宋调的江西诗风，从而又回到了宋初崇尚晚唐体的老路上去。 一、诗歌理念 “永嘉四灵”是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来，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里把宋诗的发展归纳为“四变”，从陆游等“中兴四大家”到“永嘉四灵”为其中的第三变。“四灵”诗歌并非“寒蝉哀鸣”，也不是远离社会现实，只透露“狭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诗歌史上应有较高的地位，对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评价，特别是对积极用世方面的评价，需要突破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多一些多元意识和宽容意识。 二、诗人评析 翁卷是当时有名的苦吟诗人之一，他曾有“病多怜骨瘦，吟苦笑身穷”（《秋日闲居呈赵端行》）之句自况。此诗写秋日出游望中之景，闲淡灵动，野趣盎然。起首两句平淡无奇，而后两句却有突如其来的美感，令人拍案叫绝。“闲上山来看野水”，可见前些时日已有秋雨来访，但诗人不直接写所看到的野水情态，而是笔锋一转，道“忽于水底见青山”，使雨后山塘野水溢满，波光粼粼的情趣不言而喻。构思妙绝，颇见立意炼句。他的诗多写酬赠送别及身边琐事，在五律颈联对句的锤炼方面较突出，七绝亦较佳。 徐照是一位自觉的苦吟者，志在追踪贾岛、姚合的寒瘦诗风。他自己曾说：“昨来曾寄茗，应念苦吟心”（《访观公不遇》），“吟有好怀忘瘦苦”（《山中寄翁卷》）。因为徐照家境清贫，且毕生致力于苦吟，所以有许多即景抒情之作还是写得清新明丽，颇有韵味的。此诗写岁末杂感。首联便颇可见“冥搜物象”，“清苦”的风格。试想在如此寒冷的时节，从山中石缝里敲冰化水煮茶，是够“清苦”的。此亦可见选词造句之心思。次联写煮茶时所见所想。“思”字与“误”字颇可见推敲工夫。方回评云：“‘思’字‘误’字，当是推敲不一乃得之。”纪昀评云：“极为寒瘦之语，然别有味。”（《瀛奎律髓•冬日卷》）都讲得很有道理。纵观全诗，是真正穷苦诗人“苦吟”出来的诗，虽然境界狭小，却也别有风味。 徐玑也是一位雕章琢句的苦吟诗人。他曾说：“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无禁，岂能名家哉！”（见叶适《徐文渊墓志铭》）这，似乎也可以看成是四灵的一个苦吟的理论纲领。徐玑的这首《新凉》写江南夏末新凉。首句主要通过视觉形象来表现新凉——水满秧齐、水清叶绿，而凉意便自然而生。次句一“穿”字、一“低”字，颇见雕琢之工。而后两句则突出了人与黄莺都因爱新凉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 赵师秀被推为四灵之冠，在四灵中声望地位最高。赵师秀与其他三个人一样，在炼句炼字上是很下工夫的。他自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可见其苦吟之状。七律不是赵师秀的专攻，但却常有惊人之作。第一首《数日》可见一斑。“独、寒、苦、孤、冷、病”是四灵诗歌中最常用的字，赵师秀在《数日》中以病夫自况，也是常理。此诗虽写景，却“一切景语皆情语”，主体形象极为突出。前两句自诉凄凉处境，后两句却笔锋一转，豁然开阔。全诗颇可见“野逸清瘦”之风。“林疏放得遥山出”，一“放”一“出”，神采飞扬，虽是刻意为之，却也无痕无迹，是苦吟中难得的佳作。 三、诗歌赏析 “四灵”以五律为诗作主要体裁，多以咏景物，五律中尤重中间二联，苦吟推敲，翻空出奇，有些诗句确亦奇巧精致。 徐照 “众船寒渡集，高寺远山齐”（《题衢州石壁寺》） “风顺眠听角，楼高望见船”（《永州寄翁灵舒》）， 徐玑 “寒烟添竹色，疏雪乱梅花”（《孤坐》） “寒水终朝碧，霜天向晚红”（《冬日书怀》） 翁卷 “数僧归似客，一佛坏成泥”（《信州草衣寺》） “轻烟分近郭，积雪盖遥山”（《冬日登富览亭》）， 赵师秀 “瀑近春风湿，松多晓日青”（《桐柏观》） “池静微泉响，天寒落日红”（《壕上》） 景物观察细致入微，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不同角度捕捉形象，对形象加以巧妙安排、准确描绘、高低对照、色彩映衬、动静相生，有匠心独运之处，遣词用字、对偶声韵甚为讲究，收到很好效果，此为“四灵”工五律所能达到之最高成就。 “四灵”七绝为数不多，却各有若干首写得较出色且完整，属宋人绝句中上乘之作。如： 小船停浆逐潮还，四五人家住一湾。 贪看晓光侵月色，不知云气失前山。 （徐照《舟上》） 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徐玑《新凉》）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翁卷《乡村四月》）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赵师秀《约客》） 江南水乡风光、人情民俗，写来清新灵巧，圆美自然，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四灵”以“自吐性情”之诗作实践，反对“以道学为诗”，尤反对江西诗派诗风，获得一定效果。 四、意义影响 “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正如他们的诗集名称所显示的，他们的创作局限于书斋之中。宋末方回批评“四灵”说：“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瀛奎律髓》卷一○）这话确实击中了“四灵”的要害。“四灵”的诗诗都是薄薄的一册，每人存诗只有一二百首，他们是一群格局较小的诗人。 “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赵师秀曾选贾、姚之诗，合编为《二妙集》。他还称赞徐照说：“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哀山民》）而时人赵汝回则认为“四灵”之诗“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庐诗序》）与贾、姚一样，“四灵”的作品以五律为主要诗体。今存的“四灵”诗集中，五律皆占一半以上，其中较好的作品如徐照的《山中》和赵师秀的《龟峰寺》： 世事已无营，翛然物外形。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 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 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 内容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倒是他们的七绝间有意境浑融之作，例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生活气息较浓，又摆脱了雕琢之习，清丽可诵。 “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微。当时陆游、杨万里等人以各具特色的新风格超越了江西诗风。“四灵”在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派的藩篱，他们选择被黄、陈悬为厉禁的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典范，并在写作中尽量少用典故成语，都含有与江西派背道而驰的意图。叶适认为“四灵”诗风是对唐诗的复归，其实“四灵”与宋初的“九僧”在诗学宗尚、诗体选择乃至艺术风格上都是遥相呼应的。由于“四灵”出现在江西诗风长期笼罩诗坛之后，这种雕琢工多而又注意白描的诗风多少有一些革新的意义，加上叶适以理学名家的身份为之大肆揄扬，所以“四灵”在当时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实际成就的名声。那些不满江西诗风又无力像陆游、杨万里一样自辟新路的诗人对“四灵”趋之若鹜，竟出现了“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的局面，并以稍后的江湖派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因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当时书商陈起与江湖诗人相友善，于是刊售《江湖集》、《续集》、《后集》等书，后人以《江湖集》内诗气味皆相似，故称之为江湖诗派。《江湖集》中所录诗人大部分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身分卑微，以江湖习气标榜。江湖诗人时时抒发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经常指斥时弊，讥讽朝政，表达不与当朝者为伍的意愿。江湖诗人中成就较著的是戴复古和刘克庄。 江湖诗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诗派。因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集而得名。江湖派诗人的生活年代不一，身分复杂，有布衣，也有官宦。但其中以那些因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的作品较有影响，如刘过、姜夔、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赵汝迕等，都是代表人物。 江湖诗派诗人多以江湖相标榜，作品表现了他们不满朝政，不愿与之合作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厌恶仕途、企羡隐逸的情绪。江湖诗派的部分作品对南宋社会有较为深刻的反映。这些诗作或题咏山川、或记述事件，借以抒发作者爱国情怀，发泄对朝廷的不满，指斥权贵的丑行，再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刘过《题多景楼》，敖陶孙《中夜叹》，刘克庄《开濠行》、《苦寒行》，赵汝迕《翁媪叹》，利登《野农谣》，乐雷发《逃户》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还常常抒写有志难申的苦闷心情以及寄人篱下的悲凉境遇。也有一些作品情绪低落，表现了消极避世的思想。 江湖派诗人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古体诗和七言绝句上。他们大都不满江西诗派在诗中堆砌典故、炫耀学问的倾向，力求平直、流畅。许多人和“永嘉四灵”一样，崇尚晚唐诗风，但又不像“永嘉四灵”那样专守律体，尽力锻造。一些江湖诗人喜欢仿古体乐府，或雄放劲切，或质实古朴；也有一些人专在绝句上下功夫，细致精巧，长于炼意。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就脍炙人口。 江湖诗派和“江西”、“四灵”一样，未能摆脱模拟之风。境界不高，气度狭小是他们的通病。由于疏于锻造，他们的一些古诗往往率意而成，显得粗糙；绝句也多存在明畅有余而含蓄不足的缺陷。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从1125年（宋理宗庆元年）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1224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且诏禁士大夫作诗。“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江湖诗派名扬一时，反而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 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的前辈姜夔虽然结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当然，江湖诗派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江湖诗人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不时出现在江湖诗人笔下，例如许棐的《泥孩儿》把“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的泥孩儿与“呱呱瘦于鬼，弃卧桥巷间”的贫儿作比，从而发出“人贱不如泥” 的慨叹，相当感人。 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他又喜欢提携后进，故被许多江湖诗人视为领袖。他早期作诗颇受“四灵”的影响，叶适甚至认为他是“四灵”的继承者。但刘克庄最敬服的当代诗人却是陆游，正是陆游的影响使他在题材取向上与“四灵”分道扬镳。刘克庄关心国事，金和蒙古的威胁使他忧心忡忡，南宋政治窳败、军队孱弱的现状更使他痛心疾首，他写了《国殇行》、《筑城行》、《苦寒行》等乐府诗来抨击时弊，例如《军中乐》：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 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 自言虏畏不也犯，射麋捕鹿来行酒。 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 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描写生动，揭露深刻，继承了唐代新乐府诗人和陆游的传统。 刘克庄在艺术上兼师唐、宋诸家，其诗歌风格呈现出多种渊源，其中尤以贾岛、姚合到“四灵”的一脉比较显著。但从总体上看，刘克庄的诗风并未受“四灵”的束缚，例如《郊行》： 一雨饯残热，忻然思杖藜。野田沙鹳立，古木庙鸦啼。 失仆迷行路，逢樵负过溪。独游吾有趣，何必问栖栖？ 思新语工，文字却不甚雕琢，风格平易明快，已与“四灵”诗风有相当的距离。 刘克庄的缺点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数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绝，往往一题多首，摇笔即来，未免粗滥。这也是江湖诗派的通病。 戴复古（1167-1248？）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他早年曾从陆游学诗，后来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陆游雄浑诗风的影响最深。他虽然身在江湖，但作诗则继承杜甫、陆游的传统，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绝少顾忌。例如《庚子荐饥》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言辞之尖锐，是宋诗中少见的。戴复古最好的诗是写对时事的感触，例如《江阴浮远堂》和《频酌淮河水》：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 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沉郁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气，语言浅切而耐人寻味，在江湖诗派中独树一帜。 江湖诗人效法香奁体的诗作，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题材上叙写女性及恋情 严羽与江湖诗人大致同时代，甚至被不少论者列入江湖诗派当中，他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认为，“香奁体，韩偓之诗，皆裙裾脂粉之语”。这个看法向无异议，明宋公传《元诗体要》卷八亦论香奁体曰：“唐人用此体言闺阁之情，乃艳词也，与玉台体相似”。可见叙写女性及男女之情是香奁体最突出的特征。 而江湖诗人所师法的其他晚唐诗人，都很少写或几乎不写男女之情。贾岛初为衲子后还俗，其诗集中提及女性的诗作仅有两首，一首为《元日女道士受箓》。此种题目若在温李等人的笔下，定会大大地渲染一番，写成类似李商隐《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一类的作品。但贾岛之诗仅直叙其事，毫无脂粉气味，中间两联“数星连斗出，万里断云飞。霜下磬声在，月高坛影微”更加可以见其诗作的本色。另一首为《友人婚杨氏催妆》，诗曰：“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此诗倒是思致缠绵，但这只是他替友人所作的“催妆诗”，实属特例。姚合集中言及男女之情的诗作也只有三首，《惜别》与《欲别》都是离赠之作，而《杨给事师皋哭亡爱姬英英窃闻诗人多赋因而继和》是唱和之作。姚贾似乎对友情看得比爱情更重，他们集中与友人酬答寄赠及叙写别后思念的诗作颇多，而言及女性爱情的仅上述几首。 许浑诗歌重在叙写南国山水的清丽景色及抒发旅途寂寞、怀古伤今之情，也不以写爱情见长，他的《神女祠》、《题舒女庙》、《题义女亭》等诗纯系游览怀古之作，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首诗作如《送段觉之西蜀结婚》、《观章中丞夜按歌舞》等才旁及男女之情。至于杜荀鹤和罗隐，他们最优秀的诗歌都是一些讽世之作。 宋人多用词写男女之情，而在诗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四灵诗作尤为如此。在徐照的《芳兰轩诗集》中，还有《题真娘墓》、《题桃花夫人庙》、《宫词二首》这样的题目，而翁卷的《苇碧轩诗集》中，只能见到一首同情民生疾苦的《东陌路旁养蚕女子》，至于在赵师秀和徐玑的集中，女性的身影则荡然无存。江湖诗派是宋代唯一一个在诗中较多言及爱情的诗歌流派，其原因正在于他们学习“香奁体”，师法了擅长写男女之情的韩偓。 二、风格婉丽缠绵 姚贾和四灵之诗重在以清新刻露之辞写野逸清瘦之趣，诗风趋于寂寞寒苦。许浑则偏好于写江南水乡景色，诗歌显得工切圆熟。而韩偓的香奁诗善于抓住女子刹那间的神态情思作深入细致刻画，或者书写别后悠长无尽的相思之情，自然形成了一种深婉清丽的风格，如其《寒食夜有寄》云：“风流大抵是伥伥，此际相思必断肠。云薄月昏寒食夜，隔帘微雨杏花香。”江湖诗人们学习韩偓，效法的正是这类诗作，如施枢《晓寒》云： 曲曲屏山忆梦中，峭寒成阵入帘栊。 宿香销尽金猊冷，一树梅花怯晓风。 再如芳庭斯植《春夜》： 玉楼台畔柳生烟，况是春风杜宇天。 一片月光凉似水，半扶花影上秋千。 三、形式上采用七绝 《香奁集》中五七言古今体均有，但以七绝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四部丛刊本《香奁集》按体编排，共分11体计101首，其中七绝40首，占全集近五分之二，数目远高于七律19首，五绝9首，五律、五排各7首，可见韩偓写香奁诗以七绝为重。七绝一体往往以含蕴无穷、余韵不尽见长，“论七绝的称‘含蓄’为风调，风飘摇而有远情，调悠扬而有远韵，总之是余味深长”。韩偓七绝善以女子瞬间剪影入诗，在短小篇幅中铸就隽永情思。如其《夜深》云：“恻恻轻寒翦翦风，小梅飘雪杏花红。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初春风中尚略带寒意，杏花初开，凋零的梅花如雪花般飘舞，在此时节，“楼阁宵寒，秋千罢戏，其中有剪灯听雨人在”。全诗婉转道来，不直著一词，诗人的无限情思却已隐含其中，惆怅、爱怜、迷惘、渴慕，似兼而有之而又未可执于一端。 后世学作香奁诗者，也以七绝为多。对于江湖诗人而言，他们在创作上本就是古体不如近体，长篇不如短章，最擅长于五律和七绝。其五律学姚贾而七律学许浑，学香奁诗则好用七绝一体。陈衍《宋诗精华录》称“晚宋人多攻绝句”，江湖诗人效法香奁之作尤为如此。 影响意义 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比所学的唐代诗人的面要宽得多，同时又多少受了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影响，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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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6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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