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

扬之水

自然浑成 平易疏畅

——浅析张耒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

    摘要：“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其诗歌风格平易自然。本文试图从张耒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两方面分析张耒自然平易的诗风，揭示其不同于江西诗派的鲜明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张耒在创作上由于过分追求自然，艺术上流于草率。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其诗风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宋诗；张耒；风格；自然平易

    自然平易是张耒诗歌的总体艺术风格。张耒提倡遵循“天理之自然”和“情性之道”进行创作。在这一诗歌理论指导下，张耒在创作中视自然为最高原则，形成了其诗歌自然奇逸、汪洋冲澹的艺术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杨万里直言：“晚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读张文潜诗》，《诚斋集》卷四十）苏轼也曾明确指出，张文潜与秦观同学于自己，但“少游”“得吾工”，文潜“得吾易”，“世谓工可致，易不可致。”（《马氏文献通考》卷三三七）从前人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们对张耒诗歌平易自然特点的肯定。

一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其诗歌理论多从其师苏轼那里直接继承而来。首先，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出了“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的文学理论。张耒直接发展了苏轼“辞达”观，他在《答汪信民书》中明确说过，古之文章“虽制作之体不一端，大抵不过记事辨理而已。记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开物，皆词达者也。”他认为文章（包括诗歌）写作时，其具体语言特点有直有曲，“直者文简事核而理明，虽使妇女童子听之而谕；曲者枝词游说，文繁而事晦，读之三反而不见其情。”在张耒看来，真正的词达之作，就是那些言简意赅，明白条畅，令妇女童子听之而谕的作品。因此，张耒反对创作中“枝词游说”读之三反而不知所云的篇章。其次，苏轼论诗最重现实生活的感发，提倡“天机”与“自然”，欣赏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创作态度。这些观点直接指导了张耒的诗歌创作，并启发了他的文艺思想，在《上文潞公献所著诗书》中，张耒提出：“彼诗者，宣所乐所怨之文也。”“诗之兴出于人之情，喜怒哀乐之际，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极幽之鬼神，而诗乃能感动之者，何也？盖天地虽大，鬼神虽幽，而惟至诚能动之，彼诗者，虽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发于诚而后作。”基于对诗歌本质的这一认识，在创作态度上，张耒极为推崇天成自然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贺方回乐府序》）由于对自然诗风的大力强调，张耒在创作中便根据达理的需要自然行文，达到“不求奇而奇至”（《答李推官书》）的自然天成境界。

二

    正因为张耒对自然天成诗风的反复强调和大力提倡，因此，创作实践受其理论影响，便以自然平易为其诗歌风格的总基调。

    首先，张耒诗歌创作呈现出自然浑成的特点。与黄庭坚刻意求工，出奇生新的创作风尚不同，张耒执意追求的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美艺术境界，诗歌自然浑成，独具一格。张诗在叙写人情世态、生活画面时能做到自然真切而又显得毫不费力，不刻意求工而工。如《牧牛儿》中“远坡牧牛芳绿”，“涧边古柳南风清”“麦深蔽日野田平”几句，用寥寥数笔即勾画出春夏之交和风劲吹、芳草碧绿、麦苗郁郁葱葱的美丽景象。不仅给人清新明丽之感，而且充满蓬勃生机。春之气息迎面而来，令人陶醉。《输麦行》一诗展现农家劳动丰收喜悦的情景。诗如下：“场头雨干场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麦。半归仓廪半输官，免教县吏相催迫。羊头车子毛布囊，浅泥易涉等前冈。仓头买券槐阴凉，清严官吏两平量。出仓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单衣换。半醉扶车归路凉，月出到家妻具饭。一年从此皆闲日，风雨闭门公事毕。射狐罝兔岁蹉跎，百壶社酒相经过。”整首诗抓住最有代表性的细节，逼真地写出了农家的勤劳、丰收的喜悦、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有恬淡，有温馨，也有热闹欢快。潘德舆称：“其《牧牛儿》《输麦行》两诗，摩写情态，质而愈文，虽使文昌（张籍）、仲初（王建）为之，宁复如此？”（《养一斋诗话》卷五）由此可见出张诗摹写情态的高妙艺术技巧。其《田家》一诗写民俗，也自饶一种沉挚浑厚的天然风调。

    张耒的抒情作品具有满心而发、沉潜真淳的特征。张诗抒情诗虽“满心而发”而又无不含蓄蕴藉、韵味无穷；虽“肆口而成”而又无不律熟句妥，确实达到自然浑成的艺术境地。譬如：《悼逝》：“结发为夫妇，少年共饥寒。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男儿不终穷，会展凌风翰。相期脱崎岖，一笑舒艰难。秋风催芳蕙，既去不可还。滴我眼中血，悲哉摧肺肝。儿稚立我前，求母夜不眠。我虽欲告之，哽咽不能言。积金虽至斗，纡朱走华轩。失我同心人，抚事皆悲酸。积日而成时，积时更成年。山海会崩竭，音容永茫然。”脱口而出，直抒胸臆，真淳浑厚，生动的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的运用，更深刻地抒发了诗人对亡妻的无限悼念。读后令人为之悲怆不已。作者在《至诚篇》（上）中提出：“诚者，天之道也。”他认为只要出于诚，大则可以役万物，治天下，小则可以写出好的诗文。由于张耒论诗主诚，且为人率直，敢于直言，不做作，无隐私，一往情深，对人事对自然莫不如此。因而其抒情诗总是那样沉潜真淳，大有楚骚之风，难怪黄庭坚说他：“文章近楚辞”（《次韵答张文潜惠寄》，《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

    张耒的写景诗似乎没有任何约束，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涂抹，却又都是那样的美妙新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一引《吕氏童蒙训》：“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寒带水，旱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虽是天姿，亦学可及。”再如那首“犹可使和靖作衙官”的《梅花》诗，亦不失自然浑成的基调。“北风万木正苍苍，独占新春第一芳。调鼎自期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月娥服驭无非素，玉女精神不尚妆。洛岸苦寒相见晚，晓来魂梦到江乡。”诗人通过对梅花馨香，雅洁而又高贵、傲岸品格的描写，暗喻自己人格的高洁，特别是梅花傲然怒放于苦寒的顽强生命力，更是作者处穷途而自振的人格追求的真实写照。整首诗在含蓄蕴藉中令人倍感自然亲切。

    其次，张耒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平易疏畅的特点。与黄庭坚奇拗生新，资书以为诗的创作不同，张耒诗歌以平易疏畅见长。他每每以常语入诗。如《输麦行》“场头雨干场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麦。半归仓廪半输官，免教县吏相催迫。”起句一个“白”字，用白描手法活画出打麦场大雨初霁时的干净整洁情景，透着一股清新之气，而“输官”更是“老农语，若时享、岁贡、纳王、勤王之类，其语古矣”。为了把诗歌写的平易疏畅，张耒不仅以老农语入诗，还虚心向民歌学习，在诗中大量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谐音双关等表现手法，使其诗民歌风味极浓。如“春水长流鸟自飞，偶然相值不相知。请君试採塘中藕，若道心空却有丝。”这首诗就把民歌俚调与谐音双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张耒写诗偶或运用典实，却也达到水中着盐的浑化境地。如“已老冯唐犹不遇，思归庾信正多愁”（《归马二首》其二）“是非荣辱何劳问，共在邯郸一枕中”（《许同尘示张八侍郎避暑览馆中旧题绝句俾之同作次韵》）不仅所用之典为人们所常见，而且十分自然精当，浑化无迹。这就与黄庭坚资书以为诗的倾向截然相反，独创平易疏畅一格。因此，张诗总是那样明白晓畅，如写人生“人生暂聚鸿集川，春风吹飞何后先。”（《谒客》）运用通俗而贴切的比喻，把人生底蕴毫不费力地开掘出来。即使像《有感》、《和应之灯蛾》等抨击时政、表现严肃主题的诗，张耒也写得深入浅出，明白如话。

    张耒诗歌自然平易的风格，在当时可谓标新立异，既有别于黄庭坚等同门师友，也不同于其他人的创作。晁补之“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开百花。”（《题文潜诗册后》，《鸡肋集》卷十八）正是对张耒诗歌特点的形象总结。当然，张诗也自有它的弱点。诚如朱熹所说：“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多重用字。”（《朱子语类》卷一四零）这一批评不无道理，重字重韵现象在张耒诗歌创作中比较普遍。比如同一首诗中，常常有不少相同的字词，有的诗作甚至一篇当中相同的韵脚会几次重复，艺术上明显有不太严谨之处，如五律《山舍》“萧萧山舍静，谁复与相亲？琴酒忘尘事，诗书有古人。岁丰民事少，地僻土风淳。聊乐身无事，功名丧我真。”“事”字在“琴酒忘尘事”、“岁丰民事少”、“聊乐身无事”三句诗中反复出现，从全诗内容和表达的情感来看，完全是随手写作，艺术锤炼不够所酿成。只要稍加用心，完全可以避免。律诗如此，绝句亦同样不可避免。《鹿邑道中》：“去岁秋时去，今年秋又来。”韵智叔三首》之三中的“今朝一见诗人诗”等句子，也明显缺乏艺术加工。几乎完全是生活习语。而且前一首中的“秋”“去”字，后一首中的“诗”字均重复出现，的确让人不得不质疑作者创作时的粗心。造成张耒诗多重字重韵，音律疏放的原因，主要是其对自然诗风的倍加推崇和“声律末流”的认识。他曾公然宣称“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主张创作时应“破弃声律”。声律末流的认识，的确给张耒诗歌艺术带来许多不足，但如果因此而抹杀其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却难免失之片面。

    总的来说，张耒诗虽有极少数近乎率易，但毕竟瑕不掩瑜，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其创作与理论，不仅在当时别具一格，且令后世作家获益匪浅。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均直接或间接从张耒的理论与创作中受到启发。杨万里明确表示“晚爱肥仙（张耒号）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读张文潜诗》，《诚斋集》卷四十）提倡“不琢自成文”“信手自孤高”“不听陈言只听天”的自然透脱诗风，由此更能看出张耒自然平易诗风的影响之深远，其诗风的承前启后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张耒在宋诗发展史上不可抹煞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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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平易是张耒诗歌的总体艺术风格。张耒提倡遵循“天理之自然”和“情性之道”进行创作。在这一诗歌理论指导下，张耒在创作中视自然为最高原则，形成了其诗歌自然奇逸、汪洋冲澹的艺术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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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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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直接发展了苏轼“辞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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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文章（包括诗歌）写作时，其具体语言特点有直有曲，真正的词达之作，就是那些言简意赅，明白条畅，令妇女童子听之而谕的作品。因此，张耒反对创作中“枝词游说”读之三反而不知所云的篇章。其次，苏轼论诗最重现实生活的感发，提倡“天机”与“自然”，欣赏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创作态度。这些观点直接指导了张耒的诗歌创作，并启发了他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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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态度上，张耒极为推崇天成自然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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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耒诗歌创作呈现出自然浑成的特点。与黄庭坚刻意求工，出奇生新的创作风尚不同，张耒执意追求的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美艺术境界，诗歌自然浑成，独具一格。张诗在叙写人情世态、生活画面时能做到自然真切而又显得毫不费力，不刻意求工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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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的抒情作品具有满心而发、沉潜真淳的特征。张诗抒情诗虽“满心而发”而又无不含蓄蕴藉、韵味无穷；虽“肆口而成”而又无不律熟句妥，确实达到自然浑成的艺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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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耒的写景诗似乎没有任何约束，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涂抹，却又都是那样的美妙新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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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张耒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平易疏畅的特点。与黄庭坚奇拗生新，资书以为诗的创作不同，张耒诗歌以平易疏畅见长。他每每以常语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