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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基诗歌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兼论刘基、高启诗歌成就之高低 摘要：从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探讨了刘基诗歌创作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在元明鼎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刘基诗歌具有“一代宗师的文学地位”，与同时代的高启比较，刘诗是士君子言志之诗，高启是文人之诗，两家诗歌，各有千秋，未可轩轾。刘基的诗歌创作于仕元期间，在越诗派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入明后，因其政治地位而影响更著，对有名一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 关键词：刘基；诗歌创作；地位；影响 笔者在《刘基简论》（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刘基的诗歌具有“一代宗师的文学地位”，然语焉不详。兹就其诗歌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作一较为详尽的阐述，以就教于同好。 一 要评定一位作家的文学地位和影响，一般地说要从纵横两方面的比较入手。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只有通过纵向的比较，才能知道这位作家从前人那里继承了什么，有哪些突破或创新，才能知道后世作家又从他那里继承了什么；只有通过横向的比较，才能清楚他在同一时代的作家当中到底处于怎样的地位，才可见出其影响力的大小显微。今天，我们用以评定刘基诗歌地位和影响的方法亦不外乎此。 明300 年诗歌发展的历史，学界分为5 个时期：（1）明洪武、建文时期（1368－1402）；（2）永乐至成化时期（1403－1487）；（3）弘治到隆庆四朝时期（1488－1572）；（4） 万历至光宗时期（1573－1620）；（5）天启至崇祯时期（1621－1644）。这5 个时期若从诗家之众、诗作之多以及诗歌论争之激烈和活跃程度来看，无疑当以第三时期为最。所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或前呼后拥、或互相排抵，门户之多，可谓空前绝后。谓此时为明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期则可，但繁荣则繁荣，其创作成就却未必是最高的，尽管当时人的自我感觉不错，然是非优劣还得后人评说。清李玉洲即谓“明代作者，当以国初为胜”。潘德舆则说： 明诗不可以轻心抑之也。明开基诗，吾深畏一人焉，曰刘诚意；明遗民诗，吾深畏一人焉，曰顾亭林。……首尾两家，谁与抗手？（《养一斋诗话》，卷三） 潘氏认为不可随意贬抑明诗，而明诗之精者则在明初和明末，当今学界亦大都如是看。要之，前后七子时期诗作，虽追宗盛唐，然模拟太甚，毕竟为诗家所病。 明初诗坛较著之诗人有：青田刘基、华亭袁凯、泰和刘崧、古田张以宁、高邮汪广洋、东安李延兴、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粤五子（孙蕡 、王佐、黄哲、赵介、李德）、闽十子（林鸿、王恭、王 偁 、高 棅 、郑定、王褒、唐泰、陈亮、周玄、黄玄）、 会稽二肃（唐肃、谢肃）、崇安二蓝（蓝仁、蓝智），以及钱塘李晔、黄岩陶宗仪、 崑 山袁华、长洲张适、海宁胡奎、建昌新城刘绍等。胡应麟《诗薮》分明初诗人为5 派：即越诗派、吴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江右诗派。且云： 国初，越诗派 昉 刘伯温，吴诗派 昉 高季迪，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江右诗派昉于刘崧。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 平心而论，这分据各地的五大诗派，其诗歌创作的整体成就当数高启挂帅的吴诗派为高，从影响之大来看则以越诗派为最。吴诗派的中坚力量是“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和徐贲，后世比之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水平相对地说较为整齐，文学活动以诗歌创作为主；而越诗派的主力军是浙东文人集团，号称“浙东九子”。此派诗人多数为由元入明的开国文人，其长处多在文而不在诗。如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王 祎 、张丁、方孝孺、陶宗仪等皆以文称名于世。但由于此派文人不少是朝廷重臣，故其诗歌创作在当时的影响则远胜于吴派诗人。从“单兵作战”能力来看，该派执牛耳者刘基也完全可与高启抗手，并争一日之短长。 如果我们撇开地域观念，将明初诸多诗家看作是一个诗歌创作的集团军，处于第一方阵的无疑为刘基与高启。王世贞云： 胜国之季业诗，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于明兴，虞氏多助，大约立赤帜 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声气之雄，次及伯温。当是时，孟载、景文、子高辈实为之羽翼。……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风调谐美，不得中行，犹称殆庶，翩翩乎一时之选也。（《艺苑卮言》） 沈德潜称： 明初辞人，以二公（高基、高启）为冠，袁景文（凯）次之，杨孟载（基）次之，张志道（以宁）次之，徐幼文（贲）次之，张来仪（羽）又次之。高、杨、张、徐之名，特并举于北郭十子，初非通论。（《说诗·晬 语》，卷下） 但也有以为“明初诗人，刘文成、袁御史、高太史鼎足相当”；且有将袁、高相提并论，谓“洪武初，高季迪、袁景文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刘子高、孙炎、孙 蕡 、黄玄之、杨孟载辈羽翼之”；更有甚者如何景明，称明初诗人以袁凯为冠。亦有称海叟诗“雄视一代”，“宋元以来学杜，未有如叟之自然者”。此殊非公论。袁凯（1316？－？），字景文，自号海叟，松江华亭人。由元入明，荐授御史，畏太祖猜忌，佯狂告归。其诗名于元季即著，早年以赋《白燕》诗而得名，故人呼为“袁白燕”。袁凯古体师汉魏，近体法杜甫，清新、雄健之作时有所见。然其总体成就则远不如刘、高两家。沈德潜认为袁诗“伤于平直，未及变化”，这仅仅是从形式技巧上言其短处。纵观袁诗，其学杜甫在于诗格，而忧国忧民之诗心则少有见之。然何景明辈又何以如此推崇袁诗呢？《四库全书总目》一语道破天机：“盖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与景明持论颇符，故有此语。”故后世论者不以为然。至于杨基、张羽、徐贲、林鸿辈之诗歌成就就更不能与刘、高之作同日而语了，充其量为第二方阵的主力罢了。 那么，明初诗坛的领头羊刘基、高启，又当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呢？我们有必要着重加以比较。 二 自明以降迄于清末的500 余年间，有关刘基、高启诗歌成就高低之论争真还不少。明代对国初诗家之评论当于弘治年间渐起，此后则屡见于诸家诗选及诗文评论中。在前期的评论中，我们很少见有对刘基诗作的推许。倒是对高启之诗歌地位已推到极至。茶陵派李东阳谓高季迪之才力、声调“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以过之者”。杨慎谓：“季迪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将刘、高相提并论当自王世贞始，谓明兴立赤帜者高、刘两家而已。此论一出，当时及嗣后之诗评家皆以为刘、高两家在伯仲之间。然倾向还是有的，即更为推崇高启。至 嘉靖年间，后七子盟主李攀龙编了一部在当时影响甚大的《古今诗删》，于国初诗家，他则独推刘基。对此，当时许学夷就甚为不满，认为“国朝诗则伯温多而季迪少，五言古季迪止短篇二首，而七言不录”，是“英雄欺人，不可尽信”。即此可见于有明一代，对刘、高两家成就高下之评定是颇有争议的。 至清初，学界盛赞明初之诗，一般都将刘、高两家持平。如王夫之《姜斋诗话》谓“刘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韵度”，皆“绝壁孤骞，无可攀蹑，人因望洋而返”；又说： “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蛮触之争，要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也。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竟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康熙时朱彝尊亦称：“青田与青丘，二美洵无瑕。”但从他们的行文口气，已然见出刘基的声望已胜过高启。大致到乾隆初沈德潜将刘基的诗歌地位推到了极至。他于《明诗别裁集》序中谓“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又于刘基小传中称：“元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而在“高启小传”中则如是云： 侍郎诗上自汉魏、盛唐，下至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一时推大家作手。特才调有余，蹊径未化，故一变元风，未能直追大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 他在《说诗 晬 语》卷下更有两人之合评： 元季都尚辞华，刘伯温独标骨干，时能规杜、韩。高季迪出入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家，特才调过人，步蹊未化，故变元风则有余，追大雅犹不足也。 从上述评论可知，沈德潜对刘基的推崇已远胜过高启。沈氏于乾隆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诗论创格调之说，故其诗选和诗评在当时及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我们注意到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的《四库全书》有关两人文集之提要所持观点则与沈氏稍有出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刘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而称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但也采纳沈氏观点，言“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 之习而返之于古，高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要之，亦谓高诗尚未形成自家风格特征矣。此后诗界围绕刘、高两家诗歌之高低、优劣仍时有口舌之战。如朱庭珍就力主“前明一代诗家，以高青丘为第一”，谓沈德潜“于青丘时有微词，而推青田冠明诗”，是“颠倒黑白，殊乖公论”，以为刘诗“远逊青丘”。李玉洲谓：“刘青田不以诗人自命，由其本领雄杰，故才气轶群，当为一代之冠。”潘德舆则为刘基打抱不平，他说：“王敬美谓‘季迪生弘正李、何之间，未知鹿死谁手’。似以青田为不逮李、何而季迪第可与李、何匹也。”且明言： “明开基诗，我深畏一人焉，曰刘诚意”，认为明初诗坛无人能够与刘基抗手。然潘氏并未过于贬低高诗，仅为明陈继儒等独推高诗而深致不满。 笔者以为，刘、高两家各有千秋，未可轩轾。沈德潜、四库馆臣等谓高诗未能自成一家，恐亦言过其实。高启虽多模拟之作，然能充分表现自己的才情个性，不能说没有自身的风格特征。而《筱园诗话》“刘基远逊青丘”一说则更非公允之论。两相比较，刘、高诗作有如下同异：同处在两家皆转益多师，诗风呈多样化；彼此皆具师古之心，力图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扫荡元季纤弱、浮靡的诗风，为明初新诗风的崭现起骅骝开道的作用。朱彝尊评：“刘诚意锐意摹古，所作（指古乐府）特多，遂开三百年风气。”顾玄言云：“高侍朗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说明刘、高于此皆用力甚勤；刘基是越诗派的盟主，高启是吴诗派的领袖，两人在各自领域都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异处在刘基重在言志，故其诗更关注现实，高启重于缘情，故多性灵抒写；刘诗以理气取胜，高诗以才情见长；刘诗充满自我，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高诗则较为平和，诗风趋于雅正、含蓄。后人或谓刘诗不能突过高诗，即因“神锋豁露”所致，其实还是用温柔敦厚之诗学观念去评判成就之高低。但就诗歌技巧的运用而言，高启似比刘基更趋娴熟。刘基工古乐府和五、七古，高启则各体兼长。两人风格之所以 有以上区别，盖因人生价值取向不同，文学主张有异，社会阅历及生活接触面亦有长短、大小之分。要之，刘基诗歌是士君子言志之诗，而高启诗歌是诗人之诗也。潘德舆如是说： “刘、高天机自转，高之秀伟，刘之深重，岂惟开国之巨擘，实亦一代之宗工。”斯言允矣！苏轼曾以“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来形容李白、杜甫诗歌双峰对峙、难分伯仲，今移于对刘、高两家之评判，亦觉颇为恰切。 三 刘基作为越诗派的盟主是在入明以后，但其影响力则于元至正年间就已客观存在。尤其是在至正十年以后，他在越诗坛就占据了一定的地位。这可从当时有如此多的文人请其为文集作序得到印证。刘基与当时的越诗派盟主杨维桢之间似无过从，但因其曾一度处于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的位置，与各地儒士的交往比一般人要方便得多。至正十三年因建议捕斩方国珍而被革职避地于绍兴，这在当时应是一个不小的新闻。此事对刘基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从另一角度看，倒是提高了他的知名度。避地绍兴期间，刘基置全力于诗文创作，并团结、影响着周围的一大批有志之士和文人墨客。王冕是他的同道诗友，刘基曾为其诗集作序，并有诗歌唱和。天台的朱伯贤、陶凯，黄岩的郭公葵，瑞安的高则诚，仙居的柯九思，杭州的冷起敬以及方外诗人张伯雨等这些青史留名的文人墨客都与之情投意合，时有诗文唱和。至于金华的宋濂，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等更于此前便是志同道合的至交。凡此种种，皆可见其于元季诗坛已具相当的影响力，而入明以后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则自不待言了。 如前所述，朱彝尊言刘基锐意摹古，所作乐府诗特多，遂开三百年风气之先。沈德潜称明诗是复古之诗。这话说得虽有些绝对，但复古是明代诗歌的主流，这倒是事实。刘基诗作并非全为拟古，但与同时代作家相比， “所作特多”，亦非虚美。前后七子大倡复古之风，从创作实践角度去看，一般地说，亦多从诗歌体式入手。如李东阳、边贡、王廷相、徐祯卿、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都作有许多的乐府诗，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最。不可否认，明初刘基、高启的师古倾向对前后七子的诗歌创作具有较大的影响。但刘基等人的师古与后者之复古则有着本质的区别。要之，刘基之师古是拟古而不拘泥于古，朱彝尊即谓其“多构新题为古体”；而前后七子尤其是李攀龙，其复古纯粹是刻板的拟古，沈德潜就曾尖锐地指出这一缺点，言李氏“古乐府及五言古体临摹太过，痕迹宛然”。钱谦益讥李梦阳诗作“模拟剽窃，等于婴儿之学语”，虽为言过其实，且有党同伐异之嫌，然摹拟过甚亦为客观事实。再者，刘基等人的拟古是重在内容，笔者在《论刘基诗歌师古与师心并行不悖的创作倾向》一文中曾经指出，刘基是打着师古的旗号行干预社会之实，而前后七子则很少有人能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向古人学习。即便如备受沈德潜称赞的王世贞，其乐府诗作亦罕见其有真情实感。综上所述，即是说后世复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刘基等人影响，但他们并没很好地领会前者师古、拟古的精神实质，仅流于一种形式上的复古罢了。 其实，刘基的诗歌创作同样给后来的反复古思潮造成影响。从创作理论上说刘基的师心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就一脉相承。公安派的直抒性灵，在刘基的诗作当中亦已魄已兆。我们尚未发觉竟陵派有对刘基诗歌的评论，然钟惺乐此不疲地在刘基散文的字里行间作了数以千言计的点评，亦足见其对刘基诗文的推崇。笔者倒很欣赏周伟民的一句话，他说： “刘基以及浙东越派的诗人们，在明诗的振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以后的明代诗人的创作，‘复古’也罢，革新也罢，都离不开这一发展轨迹。”这话说得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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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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